见到樊锦诗是在北京冬日里的一个阳光和煦的晴天，上午十点，她如约来到人民网。“岁月悠悠倏忽如一晃，上海姑娘两鬓也如霜”，年至八十的樊锦诗满头银丝，身材清瘦。

谈起初到敦煌时，樊锦诗笑笑，仿佛在述说一段久远的故事。1962年，她来到心心念念的敦煌实习。然而，艰苦的条件令常年生活在大城市的她结结实实地吃了一惊：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她一边说着，一边侧过头，做出洗发的动作，“在敦煌洗完头发之后，头发都是黏的，水的碱性太高了。”樊锦诗皱皱眉，回想起当时生活环境之恶劣，仍有些难以置信。

既然条件如此艰苦，为何后面仍选择了敦煌？

“作为学生，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琳琅满目的壁画艺术，全然忘记了外部世界，仿佛沉浸在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之中。”樊锦诗用手比划着，对敦煌的着迷溢于言表，“类似这个房间一般大的洞窟，就有非常丰富的艺术内容。” 只要谈及敦煌，樊锦诗就如打开了话匣子，叙述淳朴生动、眼神澄澈明亮。在她温婉的外表下，有着荒漠与戈壁赋予的直爽与真诚。

敦煌莫高窟二五四窟南壁降魔成道图

敦煌定若远，一信动经年。“越接触敦煌，越觉得它真的是深不及底。越了解敦煌，也就越热爱敦煌。”而在敦煌越待越久的她，内心也越来越矛盾——1967年，她与大学时的恋人彭金章结了婚，当时的彭金章在武汉工作，虽然成了家，但夫妻二人却过着天各一方的日子。

樊锦诗的声音逐渐轻柔起来，似是触及心底柔软的一块，“我丈夫都明白，他知道我对敦煌的感情，他知道我已无法舍弃敦煌。” 在两人结婚的第十九个年头，彭金章决定舍弃自己在武汉的事业，陪妻子扎根敦煌。

这位迟来的“敦煌女婿”对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做出了突破性的发现，这让樊锦诗感到安慰， “不管是田野考古还是石窟考古，他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这样我也觉得安心，不然真的是为我牺牲了。”

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且符合全部六条标准，在世界范围内十分少见。“这样一处超越国界、超越时空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要将它保护好。”樊锦诗神色稍敛，语气中有着不容置疑的认真与坚定。但洞窟艺术的老化，只能延缓、不能逆转；洞窟保护，无异于和时间赛跑。

樊锦诗题写寄语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保护是我们的任务，研究是我们的任务，弘扬也是我们的任务。”游客的日益增多令她既高兴、又担忧。樊锦诗揪心道，“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等因素一改变，对脆弱的洞窟而言可能就是不小的打击。”

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让樊锦诗眼前一亮。她决定建立数字档案，让洞窟艺术“容颜永驻”。现在，游客在进洞参观前，会在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球幕影院观看时长20分钟的主题电影《千年莫高》和《梦幻佛宫》。

这彻底改变了莫高窟游客们的参观模式，不仅优化了游客的参观体验，更避免了游客们走马观花式地看完洞窟后却一无所获的尴尬。 “这个方法，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也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我们既发展了旅游业，也保护了石窟文物的价值。”她的眉头终于再次舒展，仿佛悬在心头的大石落了地。

樊锦诗与记者合照

择一事，终一生。如今的樊锦诗虽已退休，却仍在为敦煌而四处奔走。“让我自己说，我这一辈子已经不能离开敦煌了。这么了不起的一处遗产，能让我为它服务也是我的幸运。”她的笑容真挚，从青春少女到华发如雪，55年的时光她并未虚度。

“如果再让我选择，我还会选择坚守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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