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56年10月，父亲受中国作协委派，到朝鲜参加作家代表大会，之后又去波兰参加作家大会，1957年初刚回国，便赶上了“大鸣大放”。他响应号召，参加了市委邀请文艺界人士的座谈会，并发表了两篇后来被称之为“毒草”的杂文，一篇是《注意脚下的小草》（《长江文艺》1957年第6期），一篇是《谈嗅觉》（《桥》1957年第3期）。

《注意脚下的小草》是为女作家刘真鸣不平的。刘真写了一篇《谈“鞭打”》的文章，批评了某地个别农村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文章投到报社后，被报社领导认为有思想问题，不予发表。我父亲认为，在当时，仍然存在官僚主义，这就涉及了社会主义文艺还需不需要揭露生活中的黑暗面的问题；另一篇《谈“嗅觉”》，举出一个老干部把房里热水瓶塞子的“突突”声误认为是敌人发电报的真人真事，父亲认为，如今到了和平时期，不要把斗争的弦绷得太紧。没想到，这两篇短短的杂文，后来却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在反右运动中，我父亲被划为极右，连刚刚调到《长江文艺》不久的母亲也受到牵连未能幸免于难。

这以后，父母和我们整个家庭在生活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磨难，自不必多说了。所幸的是，到了1978年，经过了20年后，父母的冤案终于平反。当年的“毒草”，后来又被收入《重放的鲜花》。1997年，我父亲在《李蕤文集》的代序中写道：

一九五七年春，党号召整顿三风：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我认为这是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大扫除，理应抱着对党的一贯赤诚，积极参加。因此，除对机关内部的党员领导同志提了一些逆耳的诤言之外，也写了《谈嗅觉》《注意脚边的小草》两篇短文，对社会上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进行针砭。结果是，正在翻箱倒柜打扫卫生的人，忽然变成了前来打家劫舍的强盗——我被划成“极右派”，《谈嗅觉》《注意脚下的小草》两文，也被列为“毒草”，并列入《右派言论集》中，作为永不能翻案的“罪证”。自此，我手中的笔被夺走了，我失掉了创作的权利，而且一直达二十年之久。

这场阶级斗争扩大化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人所共知的，在此不再赘述。不少当时被打成“毒草”的作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考验，再用清醒的眼光看一看，又被誉为“重放的鲜花”。我在这个文集里，重新收入这两篇文章，倒不是认为它们是什么“鲜花”，应当“重放”，而是想说明，它们和我的其他文章一样，出于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一片赤诚，而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希望今后的有权有力的人，千万不要只凭嗅觉办事，重演这样的悲剧。（《李蕤文集》第1卷，《一个跋涉者的足迹·代序》）

1958年春，汉口解放公园路新建的文联大院竣工了。大院由一栋L型的办公大楼和三栋红砖盖的宿舍楼所组成，院内场地广阔，有食堂、篮球场、养鱼池，四周种满了各种花木，环境之优美，在当时实在是少见的。

由于中南局的撤销，中南文联、中南作协也随之更名。1958年文联大院的办公大楼门前，挂有4块牌子：“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中国美术家协会武汉分会”、“中国音乐家协会武汉分会”、“中国戏剧家协会武汉分会”。《长江文艺》编辑部属于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也在这座办公大楼里办公。

据我母亲晚年回忆，50年代初，中南作协在黎黄陂路办公时，由于会址设在闹市区，作家们居住得分散，不利于工作和写作，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时，我父亲和其他代表就此事向周恩来总理反映，后来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在汉口解放公园路郊区划出一大片菜地，建设了办公住宿一体化的文联大院，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优越的工作和写作环境。

但1958年我的父母搬进文联大院时已划为右派，与《长江文艺》无缘了。父亲被下到东西湖劳动改造，母亲留在大院喂猪种菜。一直到1960年他们先后摘帽，父亲被分配到武汉市戏剧研究室，母亲被分配到武汉市文化局管理图书。

1966年“文革”爆发，文联大院成为重灾区。

1968年底，文联大院的职工绝大部分下放到干校、农村，当时省市文联已分家，省文联干部下放到湖北沙洋，市文联的干部下放到湖北崇阳，文联大院人去楼空。后来这里的房产收归房管局，变成大杂院。

直到“文革”后期，文艺干部纷纷回城。改刊多年的《长江文艺》也重新复刊恢复原名。由于它是省文联的刊物，一度在武昌紫阳路过渡，后来又搬到东湖附近新建的省文联大院去了。

四

1978年，武汉市委专门发了文件，为我父亲平反。父亲和母亲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由于历史转折时期人才青黄不接，武汉市作协成立后，父亲当选为市作协主席，主编《芳草》杂志。

这时父亲已经有67岁的高龄，他认为，不要纠缠于历史旧账，应利用余生多做些有益的工作。他创办了武汉市文联的文学刊物《芳草》，继续培养文艺新人。1985年，在他任武汉市作协主席期间，组织了全国性的“黄鹤楼笔会”，并组织“雕塑大武汉”的报告文学写作等活动。

1988年初，文联换届改选，父亲辞去武汉市作协主席职务，离休那年他已是77岁高龄。

父亲一生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磨练出坚韧不拔的意志，他心胸开阔，为人宽厚，虽在《长江文艺》工作时期蒙冤受屈，却不计较个人恩怨。1994年《长江文艺》创刊45周年之际，父亲写了《一个文艺老兵的祝贺——纪念长江文艺创刊四十五周年》，他回顾了《长江文艺》创刊的历史后，真诚地祝福《长江文艺》，“希望她像日夜奔流的长江一样，永远前进。”

省市作协虽然分家，一个在武昌，一个在汉口，但我父亲和省作协原《长江文艺》编辑部许多老同事还保持友谊。1998年元旦，父亲去世前的十几天，他用邮政贺年片给亲朋好友送上新年祝福。1998年1月14日，父亲因心肌梗死猝然去世。

事隔一年，1999年1月14日，在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出版社和武汉市文联联合举办的《李蕤文集》首发式上，原《长江文艺》编辑沈毅发言，提到父亲去世前不久，还给他和妻子李文、以及苏群（蔡明川）的老伴王淑培写贺年片，惦记曾在《长江文艺》共事过的同志。这件小事，使他们很受感动。（见《让我们的爱伴你远行》）

从1953年到1957年，父亲在《长江文艺》担任四年的副主编。父母在《长江文艺》曾蒙冤受屈，“文革”中再次罹难。幸运的是，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岁月。父亲因历史机遇而浴火重生，以文品和人品为自己的一生划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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