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7月6日下午，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中国的第55处世界遗产。

中国太湖之滨的广袤土地上，这座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让全体华夏儿女感到骄傲的良渚古城遗址，在经过25年的准备和努力后，终于获得了它应有的荣耀。回望漫漫申遗之路，荣耀背后，是几代考古学家长达几十年的辛勤探索；眺望未来，申遗成功，也并不是一个终点，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守护与传承一直在路上。

　良渚古城遗址及周边同期遗存、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流经杭州的大运河河段分布示意图

回首过去

82年辛勤探索 再现古城昔日辉煌

良渚古城遗址（公元前3300-2300年）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所在。它以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

良渚古城遗址（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 供图）

1936年，沉睡了数千年的良渚被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一个叫施昕更的年轻人唤醒。施昕更在棋盘坟一个干涸的池塘里发现了黑色有光的陶片，揭开了良渚的神秘面纱，一个曾经盛极一时而又影响久远的古文明中心再现在世人面前。1959年，以良渚遗址为命名地的良渚文化被确认。1961年，良渚遗址被列为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70年代以来，随着江苏、上海和浙江取得的一系列接踵而至的重大考古新发现，良渚文化成为中国境内最重要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之一。随着1986年反山遗址的考古发现，良渚和瓶窑一带的100多处遗址点，如同一颗颗珍珠陆续浮出地面。

1994年，良渚遗址首次被国家文物局推荐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预备清单。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将原先散落的遗址点串成了项链，一座消逝了4000多年的史前古城初露端倪。随后，古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不断深入，它的空间格局、功能分区以及各类遗存的内涵日渐清晰。

老虎岭水坝遗址

2015年，良渚水利系统被确认，在布局上显露出一个经过精心规划、有着明确功能分区的庞大而完整的、带有早期国家都城性质的空间形态，向世人证明了这座古城的昔日辉煌。

从80多年前施昕更的一次“偶然”，到新中国几代考古工作者不懈努力、不畏苦难，良渚文明的价值终于渐渐为世人所熟知。然而，大面积的遗址文物保护是世界性难题，良渚遗址地处经济发达地区，如何使大遗址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受破坏，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良渚遗址保护区涉及瓶窑、良渚两镇11个行政村，农户1万余户，人口约3.6万，如果土地全部不得开垦，农民安置是第一重难题；遗址区内工厂密布，噪声、粉尘污染让遗址区满目疮痍，如何兼顾经济发展和遗址保护，这是第二重难题；104国道横贯遗址区，车流繁忙，协调交通又成了第三道难题。

为此，余杭组建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形成了“一核多堡”的组织框架体系，探索建立长效有力的管理体制和保护体系。最终，建设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这条发展之路的破题之举。2015年起，遗址公园开启全面建设，2017年底已基本完工。公园附近，东明山森林公园、大雄山公园、瓶窑南山元代摩崖石刻、良渚文化村玉鸟流苏创意街区、白庐艺术馆等旅游景点及服务设施也陆续完工。

2018年1月26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正式启程，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式推荐“良渚古城遗址”作为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将“良渚古城+瑶山遗址+11条水坝”作为世界遗址申报范围，申遗面积包括遗产区14.3平方公里和缓冲区99.8平方公里。

成功申遗

“独一无二” 勾勒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壮阔画卷

囿于考古发掘的规模，良渚古城遗址的许多内涵和细节，尚未得到完整、清晰的揭示与呈现，但它由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系列遗址、体现用玉制度的精湛极致的良渚玉器等4类主要人工遗存，共同揭示出公元前3300—2300年间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分工、阶层分化与城市文明、并拥有着统一信仰、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等特征的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的中心所在。

为建立和维护这一区域性早期国家的社会统治秩序，这一权力与信仰中心以城市遗址的空间形制和具有用玉制度的分等级墓地，揭示出多层次的社会阶层分化以及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早期国家统治模式。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认为“良渚遗址是中国大遗址保护的样板”。科林·伦福儒表示，“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良渚遗址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标准，这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

中国考古协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认为，良渚古城在国内独一无二，其意义与价值可比殷墟，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市，可称为“中华第一城”。英国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表示，“这是一个具有世界级重要性的遗址，不只对中国重要”。

　　反山“玉琮王”

良渚以代表性玉器“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展现了这一区域性早期国家为强化统治能力而形成的统一信仰，并以其器形对其后中国诸多区域性复杂社会产生了广泛的传播与影响。在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分校教授米里亚姆·斯塔克看来，“良渚的艺术是世界级的，与任何新石器时代文明相当，甚至更好”。

此外，这一权力与信仰中心拥有世界同期罕见的大型水利系统，以及互为关联的、独具特色的“水城”规划特色与建造技术，是良渚先民为生存发展进行利用和改造湿地环境的杰出范例，代表了东亚地区在早期国家阶段开发河网平原地区的土地利用能力。良渚遗址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发展特征——多元一体，并真实、完整地保存。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杰出代表性的东亚地区史前大型聚落遗址，勾勒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壮阔画卷。

眺望未来

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管理任重道远

良渚古城申遗成功，落槌音量不大，却振聋发聩、响彻四方。这不仅意味着良渚古城遗址所代表的5000年中华文明史得到国际的广泛认可，同时，也对这一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

良渚申遗成功现场（国家文物局 供图）

世界遗产大会上，浙江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江勇在代表遗产地政府表态发言时表示，申遗成功既是崇高荣誉，更是重大责任，“我们将严格遵守《世界遗产公约》，以世界的眼光、科学的精神，把这一厚重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当前，良渚古城遗址保护面临三大难点：良渚古城遗址作为远古遗留至今的土遗址，对外部环境较为敏感，保护难度大；良渚古城遗址点多面广，保护难度大；遗址地处经济快速发展地区，遗址保护影响范围近100平方公里，而考古发掘依然不断有新发现，处理好经济发展和遗产保护的关系难度大。

对此，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将认真落实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决议，继续推进考古与保护相融合。调整完善遗产保护区划，提升外围水利工程遗址保护等级，制定风险管理和灾害预防规划文件；继续深化良渚古城遗址考古研究工作，科学制订考古工作计划，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拓展考古发掘范围，推动跨学科合作，朝着全面深入揭示良渚古城遗址文化内涵的目标不断迈进。

此外，如何努力提升良渚古城遗址的展示阐释水平，用现代语言讲好传统故事，也是申遗成功后的一大课题。

良渚由劳动人民所创造，古城遗址也由劳动人民所保护，良渚文化理应走出深闺，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获得推广。周江勇指出，要当好良渚文明的“推广员”，积极探索和创新良渚古城遗址遗产“活态”利用的有效路径，努力将良渚古城遗址建成大遗址保护利用典范和文旅融合发展样板，打造成中华文明“朝圣地”和中国文化“展示地”。

作为积极探索文化遗产传承利用的重要尝试，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将对外有限开放。据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介绍，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网上预约系统已于7月7日上午9时上线，访客可以实名预约1天至7天内的参观，每日限流3000人。

“在做好遗址保护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多年的考古研究成果，对良渚古城遗址的价值进行更加专业、生动、深入的呈现。”刘玉珠表示，在此过程中，将统筹好专业化和大众化两个维度，推进考古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创造性转化。通过引导发展文化产业、文创产业、民宿经济等，积极助推遗址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遗址保护赢得更加广泛的支持和理解，使周边群众更加自觉、坚定地参与到遗产保护中来。

申遗成功，并不是一个句点。作为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中国也正在探索有着中国特色的遗产保护之路。5000年岁月逝去，良渚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对话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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