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太后與我》版本之一
“中國通”與“漢學家”
老舍先生的《正紅旗下》，寫的是晚清年間的事，其中涉及兩個關系為舅甥的美國人。外甥在中國，為北京城裡某福音堂的牧師，以布道傳教為業﹔舅舅在美國，因為他擁有很多資產，所以相當牛×。很可能是，或可能將是國會議員之類的要人，這從他一張嘴就說“我們會出兵”的霸凌口氣，是可以判斷出來的。此人“年輕的時候偷過人家的牲口，被人家削去了一隻耳朵，所以逃到中國去，賣賣鴉片什麼的，發了不小的財。發財回鄉之后，親友們，就是原來管他叫流氓的親友們，不約而同地稱他為中國通”。
從此，“在他的面前，人們一致地避免說‘耳朵’這個詞兒，並且都得到了啟發——混到山窮水盡，便上中國去發財，不必考慮有一隻，還是兩隻耳朵。(那時還在美國當牧師的他的外甥)生活相當困難，到聖誕節都不一定能夠吃上一頓烤火雞。舅舅指給他一條明路：‘該到中國去！在這兒，你連在聖誕節都吃不上烤火雞﹔到那兒，你天天可以吃肥母雞，大雞蛋！在這兒，你永遠雇不起仆人﹔到那兒，你可以起碼用一男一女，兩個仆人！去吧！’”於是，這位其實相當窩囊廢的牛牧師，到了北京，居然神氣活現起來。不但“有了自己獨住的小房子，用上一男一女兩個仆人﹔雞和蛋是那麼便宜”，而且“他差不多每三天就過一次聖誕節。他開始發胖。”於是，他跟他舅舅一樣，這個漸漸胖起來的牧師，理所當然地成了“中國通”。
“中國通”的說法，由於總能勾起百多年來被列強侵略的陰暗記憶，不那麼令人愉快，所以逐漸改稱為“漢學家”。然而無論是“中國通”還是“漢學家”，其中有一些是流氓，應該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因此，我每當看到這樣一些“漢學家”，來到中國打秋風的時候，那副嘴臉，著實教人不敢恭維。尤其是我同行中的某些人，圍繞著這些洋人時那副諂笑脅肩的仆歐相，更是不堪入目。這與老舍先生筆下的那個崇洋媚外的多老大，挾著一本《聖經》，成天跟著牛牧師裝傻充愣、賣乖討好一樣，無非想得到幾文賞賜，好到便宜坊買點鹵肉雜碎，用干荷葉包了回家喝兩口白干，他們在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雖然，多老大的兄弟，一位正經人勸他：“老大！給咱們的祖宗留點臉吧，哪怕是一丁點兒呢！別再拿洋人嚇唬人，那無恥！無恥！”
泔水缸裡撈出癟三
大概在多老大尾隨牛牧師混吃混喝的時候，一個名叫巴克斯的英國人，也出現在了北京城裡。
此人不是老舍先生筆下牛牧師那種虛構的文學人物，而是真實存在的一個擁有男爵頭銜的英國貴族。在他的家鄉英格蘭的約克郡，人們先稱之為Sir(爵爺)，然后才是他的名和姓，埃德蒙·巴克斯(或譯白克浩司、拜克豪斯)。他生於公元1873年，死於公元1944年，在北京差不多生活了大半個世紀。
這是一個極具侵略色彩的“中國通”和流氓意識的“漢學家”。對中國人來說，尤其對於經歷過八國聯軍和英法聯軍時代的北京人來說，那段屈辱的歷史，那些曾經趁火打劫的“中國通”和為非作歹的“漢學家”，早就被掃進垃圾堆了。然而最近，巴克斯的一本名為《太后與我》的書，先在香港問世，后在台灣出版，接著，在我們這裡，一些見利忘義的文化人，也將這個英國老癟三從泔水缸裡翻騰出來。可想而知，這本“睡”了慈禧太后的書，當紅一時，譯者和出版社賺了一個缽滿盆滿，連做夢也笑出聲來。但是，如此指名道姓地糟蹋死去的人，為老外作倀，給祖宗刨墳掘墓，若按中國人的傳統道德觀點衡量，早早晚晚是要受到天譴的。然而這有什麼辦法呢！人一哈洋，必無心肝，所以慈禧躺著也會中槍。
不過，細想起來，西方世界對付中國的手段、伎倆、把戲、招數，一蟹不如一蟹，不免可笑。從18世紀的炮艦政策，到19世紀的殖民蠶食，到20世紀的封鎖扼殺，到21世紀的分化支解，如今竟然墮落到用這等手淫式的文學作品抹黑中國，借以宣揚西方優越的沙文主義，標榜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這大概也確是無計可施，才出此下策。如果鴉片戰爭中的英軍統帥義律、巴夏裡，或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之流，從地底下活轉過來，看到他們的后人，居然下三濫到如此不堪的程度，恐怕又會氣死過去。
杜撰式新聞的祖師爺
巴克斯之所以要到中國來撞撞運氣，與老舍先生筆下的牛牧師之舅販毒中國，倒有相似之處。牛牧師的舅舅因為偷牛在美國混不下去，巴克斯因為債務纏身在英國混不下去，兩人走了同一條道。不過，牛牧師的舅舅因偷牛的緣故，被割去一隻耳朵，而巴克斯欠債高達32000英鎊，一抹臉宣布破產，就開溜到中國了。按18世紀英鎊的金本位制，每一個英鎊含純金7.32238克計，那筆錢差不多可以買下3萬頭牛，然而他卻屁毛無損，兩隻耳朵完好如初地在腦袋上呆著，出現於東交民巷原為淳親王府的英國大使館。
本來，巴克斯到中國來，走的是時任大清王朝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的門路，希望能在這樣一個肥得流油的衙門謀一份差使。不知是因他宣告破產的不良記錄，還是他聲色犬馬的浪蕩丑聞，不堪收留，考慮其精通中文這一點，赫德順水推舟，將他薦舉給英國駐華使館。此時，適為戊戌變法的1898年，到了9月份，形勢突變，住在頤和園裡的老佛爺，一舉扼殺光緒新政，下令逮捕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和梁啟超，並在菜市口處死譚嗣同等六君子。而當時《泰晤士報》駐遠東特派記者莫理循，偏偏在遠離北京的外地旅行，於是，越俎代庖的巴克斯以莫理循之名，在《泰晤士報》發表了一連串的北京電訊，其中有許多真假莫辨的“第一手”新聞、胡編亂造的獨家消息、扑朔迷離的宮闈內幕，以及無法証實的政變背景，一時間不但轟動英倫，歐美也為之側目。70多年以后，英國歷史學家休·特雷費·羅珀經過研究查實，鄭重宣布，這一時期《泰晤士報》關於北京康梁維新以及隨后的政變報道，“絕大多數是巴克斯出於維持生計需要而進行的杜撰”。
文學允許虛構，不虛構哪來文學。新聞必須真實，不真實還能算是新聞嗎？那就是造謠了。百多年來，西方媒體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是非顛倒，黑白不分，信口雌黃，扭曲真相﹔無中生有，捏造事實，煽動蠱惑，挑撥離間……看來，這是一脈相承，其來有自，祖師爺就是這位巴克斯男爵。英國歷史學家休·特雷費·羅珀的結論，“杜撰”二字，正中造假作偽者的命門，不但一針見血地戳穿了巴克斯，也使偽善的西方媒體露出本相。如果說，男爵先生的杜撰，是為了“維持生計需要”，至少還要編得讓人信以為真，而系出同門的后續之輩，那些西方媒體的杜撰，為了西方世界的政治需要，迫不及待，明火直杖，鋪天蓋地，打上門來，要比巴克斯更為強勢。
“祝你不平安！祝天下不太平！”
辛亥革命以后，《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被民國政府聘為政治顧問，與這個杜撰式代筆者沒有繼續合作下去，但接替他的另一位《泰晤士報》駐華記者濮蘭德，由上海轉派北京。說是心有靈犀也好，說是一丘之貉也好，這兩個吃著中國，啃著中國，還恨著中國，罵著中國的洋人，一拍即合，臭味契洽，一點就通，相見恨晚。很快，一本題名為《慈禧外傳》，又叫《太后統治下的中國》的書，1910年出版。另一本《清室外記》，又名《北京宮廷的編年史和研究報告》，1914年出版。大清王朝剛剛斷氣，尸骨未寒之際，巴克斯的杜撰著作即應聲而出，這陣勢，這彩頭，最敏銳，最深刻，最及時，首席中國政治觀察家的身份能不穩操勝券地落入他的囊中嗎？
尤其《慈禧外傳》，由於擁有《景善日記》的“獨家資料”，等於是“庚子事變”全過程的實錄。此書不但展示清廷高層的內部斗爭，更揭露帝后之間的矛盾決裂﹔尤其吸引眼球的是，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慈禧細節，幾乎就是一本有關這位太后淫亂的性生活史。此書問世，立刻在西方世界引起轟動，出版后的最初一年，就再版重印了十多次。
不過，民國初年的出版業者，比較謹守本業行規，雖然這是撈錢的好生意，卻沒有很快翻譯出來，大賺一筆。正當大多數國人對此書懵懂不知之時，稱得上既深知西方，更精通漢學的第一名人辜鴻銘，遂即對這本書表示出了“極大憤慨”。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忠實衛士，辜鴻銘對於濮蘭德和巴克斯及其《慈禧外傳》的憎恨，首先出於他欽慕西方人士對於王室和國君榮譽那種與生俱來的珍惜和尊崇。”其實，這位天真的老夫子，哪裡知道這些穿著燕尾服的帝國主義分子，在他們眼中的中國人，即使不是野蠻人，至少也是與非洲的黑人，與美洲的印第安人，彼此彼此的低等人。辜老先生啊，殖民者視你為劣質民族，你還想從他那裡獲得最起碼的尊敬嗎？西方世界裡，確有很多高尚人士，但也有更多不高尚的混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