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的《正紅旗下》裡,那個一隻耳朵的美國人,是這樣開導那個在北京傳教的窩囊廢外甥的:“在一個野蠻國家裡,越鬧亂子,對我們越有利!亂子鬧大了,我們會出兵,你怕什麼呢?問問你的上帝,是這樣不是?告訴你句最有用的話:沒有亂子,你也該制造一個兩個的!你要躲開那兒嗎?你算把牧師的氣泄透了!祝你不平安!祝天下不太平!”依此類推,便知道濮蘭德和巴克斯糟蹋慈禧,埋汰中國,不過是唯恐天下不亂的老把戲而已。
於是,風靡歐美的這本書,集丑惡淫亂於一身的慈禧形象,從此定格。后人對西太后的負面觀感、不良印象,都是受到這兩個“中國通”的《慈禧外傳》影響。幸好,曾任慈禧女官的裕德齡,用英文著述的《清宮禁二年紀》問世,這讓辜鴻銘鬆了口氣,倍加贊賞之余,還為此寫了一篇英文書評,發表在當時上海的英文報紙《國際評論》上。他說:“這部不講究文學修飾、朴實無華的著作,在給予世人有關滿人的真實情況方面(尤其是關於那剛剛故去的高貴的滿族婦人情況方面)要遠勝於其他任何一部名著。”最后這句話,顯然是沖著那兩位精於杜撰的“漢學家”而去。但這位享譽中外的大師,若是看到這個巴克斯接著寫的第三本書《太后與我》,我想,老先生未必能這樣平心靜氣了。
至於那些“扭曲了理智”的西方媒體,從那以后,迄今為止,依舊本著那位一隻耳朵的美國舅舅對他外甥的“開導”,加上巴克斯男爵的“杜撰”精神,妄自臆造著合乎他們口味的唯恐中國不亂的消息。
查無原件的《景善日記》
《慈禧外傳》第十七章所引用的《景善日記》,被視為奇貨可居的獨家秘籍,其實是巴克斯閉門造車的“杜撰”。他的搭檔,這本書的另一作者濮蘭德,說他自己並沒有看到過這本日記的中文原稿。濮蘭德后來將英文手稿贈送大英博物館,館方循例要得到譯文的中文原件,但不知是當時越洋電話不好打,還是巴克斯心中有鬼,濮蘭德得到的回答是,原件早就被轉手賣掉,后又說不慎落入爐中焚毀了。撒謊的人常犯的一個低級錯誤,就是欲蓋彌彰,越描越黑。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丁名楠斷言:“《景善日記》是假的,白克浩司(即巴克斯)發現日記的整個過程也是假的。它不過是白克浩司為了蒙騙人們故意玩弄的花招而已。”
第一,作為日記這種文體,除了類似博客或微博,是要給人看的之外,絕大部分日記,都具有相當程度的私密性質。然而在這本日記中,看不到主人公一點點的有關私生活、內心活動、感情色彩、渴望追求的文字,更不用說不足為外人道的那些諱莫如深的內容了。
第二,主人公景善為當時京城大把抓的普通官員,論理,有可能接觸個把高官,但官卑職微的他,居然成為執政當局路路通的人物。從這本相當於在場新聞紀實的日記看,立場不同、觀點不一的高官貴爵,不分派別地與他過從甚密,且事發始末,無不巨細悉言。在那個等級分明的封建社會裡,這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第三,一個坐冷板凳的禮部右侍郎,或一說為內務府官員,絕非炙手可熱的軍機處章京可比。他不可能處於新聞發生的源頭,更不可能介入政爭的風口浪尖,尤其不可能偵聽各方動態,打探內外消息,獲知老佛爺喜怒,了解百姓反映。一個不上不下的旗籍官員,恪守本分,猶恐不及,哪有膽子卷入政治漩渦,惹是生非。我倒一直認為,這樣“包打聽”式的人物,正是當時巴克斯所扮演的角色。
第四,最說不過去的是,這位進士出身的官員,在自己的日記裡,起碼要記下他四時八節、有感而發、應酬唱和、附庸風雅的詩詞歌賦,這也是中國文人最愛表現的一點。哪怕一個狗屁官員,要是不會寫兩句詩,要是不會題兩筆字,要是不會喝兩壺酒,要是不能風花雪月兩下子,在官場上能混得下去嗎?
百密一疏,巴克斯沒有彌補這些漏洞。任何一個細節上的疏失,最后都會導致滿盤皆輸。
求教授頭銜而未遂
如果說,巴克斯以莫理循的名義,在《泰晤士報》上發表有關北京戊戌變法的文字,開始了他杜撰式寫作的第一步﹔那麼,庚子事變中,基本上算是一個文物大盜的巴克斯,所搶到的堆滿好幾間屋的物品,該是他在中國挖到的第一桶金。
1900年,八國聯軍攻進北京以后,允許士兵殺人放火,奸淫婦女,搶掠財產,鎮壓百姓,北京城頓成人間地獄。而在這伙成群結隊、四處搜括的強盜隊伍中,巴克斯也率領一彪人馬,趁火打劫,渾水摸魚。他所牽頭的這支搶劫小分隊,竄行於大街,游走於小巷,重點剽襲王公府邸和大臣私宅,用他的洋人面孔進行恫嚇,用他的流利漢語實施誘騙。據他在回憶錄中自供,就在那短短的幾天裡,他連唬帶蒙,連搶帶偷,搞到600多件青銅器,2萬多卷珍版書籍,數百件名家書畫。這是一個專家型偷盜者,他知道該偷什麼,不該偷什麼,他甚至以盜來的珠寶、玉器與聯軍士兵交換他們手中所搶得的具有文物價值的東西。
這小子,那年隻有27歲,已經抱負大大,希望有朝一日能將他的這些贓物,獻給他的大不列顛王國,實現他衣錦榮歸的夢想。
1913年8月,基礎奠定、本錢十足、名聲響亮、底氣充沛的巴克斯,開始向倫敦叫板。通過海運,他將重約8噸的收藏,包括27000件中文古舊手稿,以及書畫卷軸、古版圖書、青銅器之類的文物,運抵倫敦。這當然是轟動一時的新聞,而更轟動的是,巴克斯宣布,他將全部藏品捐贈給他的母校牛津大學,以回報對他的培育。這批在中國搜括的東西,百分之百皆系贓物,充滿了賊腥味,但受贈者牛津大學倒也沒有嫌棄,欣然接受。不過,牛津大學也有其“牛筋”或“牛勁”之處,就是不答應巴克斯提出的唯一交換條件,給予他教授頭銜。東西,我要﹔教授,不給。首先,他在牛津沒有修完學業﹔其次,他在漢學領域裡沒有權威著作。當一名普通的漢學家,可以,想當牛津大學的漢學教授,沒門!巴克斯退而求其次,看看是否可以得到一個名譽文學碩士的學位?主持校政的那些老朽,研究來研究去,最終也沒一個結果。
一氣之下,他買了一張到天津大沽的船票,回到北京,在西城石駙馬大街的一處院子裡,過起了隱士生活,從此終老中國。
“瘋子的涂鴉”
1937年,日軍佔領北平,巴克斯避難於奧地利駐華使館,結識了瑞士人賀普利,賀普利建議他把一生經歷寫出來,於是,就有了這本《太后與我》。
在這本書裡,這個被人視為瘋子加騙子的巴克斯,自稱與不少名人保持過同性戀關系,其中包括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奧布裡·比爾茲利、法國詩人保羅·魏爾倫、英國首相索爾茲伯裡……唯一的異性性交往者,為年過七旬的慈禧太后。在不堪入目的情色描寫之外,還杜撰了大量的政治事件,似是而非,荒唐突梯,驢唇不對馬嘴,比時下流行的“穿越小說”還要走火入魔。諸如大學士孫家鼐與郵傳部尚書密謀將太后與作者“捉奸在床”,不果﹔醇親王福晉(榮祿之女幼蘭)指使御膳房廚師下砒霜毒死作者這個“奸夫”,未遂﹔載灃、奕劻、軍機大臣毓朗、總管內務府大臣世續策劃廢掉太后,迎光緒“歸政”﹔慈禧獲知密謀,即指派太監絞殺光緒,打算立溥倫為帝並處死袁世凱﹔隨后,袁世凱在被召見時拔出手槍,“向太后連發三槍”……
你不能不佩服這老小子,真是虧他想得出來。一位名叫斯特林·西格雷夫的批評家說:“巴克斯對於這些和太后之間的荒唐性愛游戲的放肆鋪張,以及關於他們之間遭遇戰的荒誕不經的詳細材料,使得他在精神徹底失常的極度興奮的性幻想變得令人生厭。開始於幾十年前的被視為機智、淘氣的諷刺作品(偽裝成了歷史),如今退化為瘋子的涂鴉。”
那位最早指出巴克斯“杜撰”的英國歷史學家休·特雷費·羅珀在《北京的隱士——巴克斯爵士的隱蔽生活》一書中,建議這本《太后與我》,應該把書名改為《巴克斯幻想的性生活:第一卷,在19世紀90年代的文學界和政界﹔第二卷,在慈禧太后的宮廷中》,更為貼切。
連對巴克斯深信不疑的賀普利,在編輯整理這本書稿之后寫的后記裡,也不得不坦陳:“這些事實在多大程度上因記憶混淆而歪曲,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想象成分,隻能留待以后判斷。”所以,他手裡掌握的這份巴克斯的《太后與我》,在沉湎於性幻想中的男爵還活著的時候,沒有張羅出版,甚至1944年巴克斯死掉以后,也沒有為他出版此書的意思。他只是將親手在打字機上一個字一個字敲出來的原稿,復印多份,分別寄存於英、美數間大學的圖書館。1973年,賀普利也去世了,這本《太后與我》,一直在圖書館束之高閣。
冷落了大半個世紀的這本書,到了2011年,似乎有點一聲令下的聲勢,先是英文版,后是繁體字版,接著簡體字版,接踵而至,好不熱鬧。
《太后與我》的出現,也許不過是一起某些人想發財而想瘋了的偶發事件,也許並非反華政客們有謀略的刻意安排,但是西方世界對於中國和中國人的文化騷擾、精神攻勢,其實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和時代背景的。試想一想,老舍先生的《正紅旗下》,多老大曾經說過“連咱們的皇上也怕洋人”的歲月,一去而不復返,那些有著種族偏見、殖民心態、白人至上觀念、霸凌惡習的西方人士,怎麼說也是不甘心,不順心,不安心的。更何況面對自身難以排解的衰勢,面對中國難以阻擋的崛起,那種“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的失落感,挫折感,還有從心底泛上來的酸溜溜味道,在肺膈腑臟間梗阻著,當然不好受,不痛快,不開心。於是,就像唐人柳宗元寓言中那頭最早運到貴州場壩上的毛驢,在沒有完全技窮之前,再尥你兩蹶子,惡心你一下,搗亂你一下,讓你難以招架,讓你窮於應付,是絕對有可能的。
(作者李國文為當代文壇著名作家,曾獲中國文學各項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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