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輝張家瑜夫婦:時間形成軌道 我們按軌道運行

　　羊城晚報記者 何晶

　　她生於美麗的台灣花蓮，他則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仔﹔她沉靜內斂不喜說話，他卻熱愛滔滔不絕﹔她的文字冷靜克制，他的文風幽默刻薄。不過，她和他，都喜歡張愛玲。

　　溫婉的張家瑜本名林美枝，文如其人，散文寫得淡雅清麗，但大陸讀者對她並不熟悉。人們感興趣的或許是她的另一個身份，馬家輝的太太。馬家輝在大陸有著眾多粉絲，但梁文道的評價是，張家瑜寫得比馬家輝好，盡管夫妻倆都分別表明態度：“風格不同，難以判斷。”

　　近日，張家瑜帶著她在大陸的第一本新書《我開始輕視語言》來到廣州方所，她不太習慣在公眾場合講話，也沒法不停地講哪怕半小時，於是把丈夫馬家輝拉來站台。兩小時下來，大部分時間是馬家輝在說，然而，簡短的一問一答間，盡顯兩人幾十年的默契。用馬家輝的話說就是：“時間形成了軌道，我們按照軌道來運行。”

　　羊城晚報：為什麼用《我開始輕視語言》做書名？

　　張家瑜：這個聽上去有些自大的標題其實是書裡一篇文章的標題，而這篇文章是批評香港的政治現象的。當時寫作的背景是，每當有事情發生，政治人物就出來發表講話，但說完之后，又要馬上出來認錯，然后假裝沒事發生，我很不認同這種態度。這個書名是出版社編輯取的，他們很喜歡這個標題。而我對語言的態度其實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我自己太重視文字，所以常常認為，要對自己講出去的話負責任。

　　馬家輝：我和她相反。我從小就在“謊言”中長大，我的長輩，比如我舅舅吸毒，常常說謊，所以我對語言的態度是從來都沒有重視過。其實我覺得這個書名很適合她，因為她整天不講話，然后她也同意了。

　　羊城晚報：你之前在台灣某雜志做記者，現在是專職寫作，寫作是不是已經成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馬家輝博士也不停地寫專欄，你們各自的寫作狀態是怎樣的？

　　張家瑜：在文學創作上我是比較晚熟的，最開始我很怕自己的東西被別人看到，所以用各種筆名，直到被馬家輝發現，發表，后來才慢慢沿用“張家瑜”這個名字寫下來。我寫東西很慢，或者說我很懶，大多數時間我都在發呆、放空，出去喝個咖啡什麼的。我很佩服馬先生，對寫作很有熱情，但我不是這樣的人。

　　馬家輝：我們兩個太不一樣了。她不用工作，會用三五天才寫一千字，精雕細琢，算是文學創作的專業作家。但我的生活狀態不一樣，我有工作，還有很多事情忙，所以做不到她那樣。

　　羊城晚報：你們的文學品位相近嗎？意見發生分歧的時候怎麼辦？比如對李敖的看法。

　　馬家輝：我很喜歡李敖，但她很討厭。每個人都是個體，當然，對文學最基本的喜好我們是一致的，從卡爾維諾到東野圭吾，該看的，有意思的，我們都看。但其實，對文學的評判標准每個人肯定不一樣。羅蘭·巴特說，所有的藝術都是對語言的反叛。其實文學最美妙的地方就是找到自身的獨特性，獨特的語言，個人的經驗，文學永遠在追求獨特的東西。

　　張家瑜：對李敖，我並沒有很討厭啊。我們的閱讀品位，算是互補吧，他看理論多些，人家是拿博士學位的，所以不要比。我是傾向文學類的，小說、詩歌等等。如果是文學藝術上的分歧，我們互相比較包容，能夠容忍對方有不同的觀點。但具體到現實生活中的小事，發生分歧的矛盾比較大。

　　羊城晚報：在你們的文章裡，或多或少都能見到對方的影子，尤其是生活類的散文，比如寫旅行、看電影，都能從文中看到對方的存在。你們怎樣評價對方的寫作風格？

　　馬家輝：我隻講感覺，不能講評價，這麼親近的人根本不適合評價。最大的感覺是我們的確是兩類人。比方我們看完同一個電影，吃完同一頓飯，我從一個角度看，而她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的思考和表達是不同的。年輕時可能沒那麼明顯，現在年紀越大越在意自己在意的人對自己的評價，所以我也很希望能獲得她的表揚。

　　張家瑜：他長時間堅持寫作，因為他對寫東西有熱忱，所以有發表力。他很會琢磨他自己，怎樣寫出自己的風格。比如他寫了十幾年，有時會覺得，要換一個方式寫，寫些不一樣的東西，一般人寫了這麼多年是不會這樣的。他也談過要寫劇本，對創作很有熱情，這個我沒法跟他比。

　　他的文筆在整個華文圈子裡比較少有，有一點點譏諷、幽默，沒那麼沉。我平常看他的東西，如果他不是寫政論的話，一般他講的東西我都不同意。因為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出發點和視野不一樣。

　　有段時間他把我當成第一個讀者，我即使不同意他的表達方式太刻薄，但我不會提什麼建議，表達方式是他自己的風格，他要寫什麼就寫什麼，就像我要寫什麼就寫什麼。喜不喜歡是一回事，但千萬不要給他任何意見，說你寫得太尖酸刻薄或怎樣，我自己也是寫作者，我不喜歡給人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