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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由劉震雲編劇、馮小剛導演的電影《一九四二》呈現了1942年發生在中國的故事。當時，太平洋戰爭進入第二年，中國抗日戰爭處於戰略相持階段。與此同時，因為一場旱災，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千百萬民眾離鄉背井，外出逃荒。影片以兩條線索展開，一條是逃荒路上的民眾，主要以老東家和佃戶瞎鹿兩個家庭為核心，展現他們的掙扎和痛苦，希冀和憤怒﹔另一條是國民黨政府對人民的蔑視加深了這場災難，他們的冷漠和腐敗最終導致了自己失敗的命運。1993年，劉震雲就把原著小說《溫故1942》交到了馮小剛手裡。2000年，馮小剛與劉震雲獲華誼兄弟支持后重啟該片﹔2002年建組﹔2011年初，王朔再次提議重啟電影拍攝計劃。曾出演《鋼琴師》、《超脫》的阿德裡安·布洛迪和曾在《肖申克的救贖》、《神秘河》、《綠燈俠》有出色表演的蒂姆·羅賓斯加盟該片，為《一九四二》這部本土特征明顯的電影，平添了一抹國際范兒。在近日舉辦的第七屆羅馬國際電影節上，這部電影榮獲青年評審團最佳影片金蝴蝶獎和意大利攝影家協會最佳攝影獎。青年評審團金蝴蝶獎的獲獎評語稱：“這部具有歷史見証意義的電影，讓我們了解到世界歷史中悲劇的一幕。馮小剛導演客觀的視角深深地打動了觀眾，使人完全融入故事之中。這是一部完美結合了技術與敘事的作品！”據悉，《一九四二》將於11月29日在全國公映。
印象1942
談到1942年的中國歷史，可能就是學生時代教科書上讀到的那些了。飢荒、挨餓，距離現在的生活似乎遙不可及。然而，當時的中國，除了落后、貧窮、積弱，社會環境還呈現出很多復雜的面向，值得我們探索。
1942年，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了最嚴酷的階段。其實，在這之前，從1937年日本侵華開始，中日就爆發了戰爭，但是中國政府一直沒有正式對日本宣戰。直到1941年的12月，因為日本襲擊了珍珠港，美國政府正式向日本宣戰，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英美向日本宣戰，這意味著什麼呢？過去的中國政府是單獨地抵抗日本侵略，從英美宣戰以后，它作為盟國的一員共同對日本侵略者宣戰。所以，可以說1942年是抗日戰爭的一個轉折點。那年的歐洲戰場，還發生了斯大林格勒戰役。德國戰勝了法國，同英國的戰爭也處在一個相持階段。1942年的世界大環境可謂雲譎波詭、復雜多變。
而在國內，這一年的秋天，河南因為一場旱災，發生了吃的問題。農民連口糧都沒有了，大家開始在飢餓線上掙扎。跟旱災比起來，國民政府更注重應對戰爭，反而因作戰需要，向災區征很多軍糧，這讓河南人的生活雪上加霜。在政府無力救災之時，日本軍隊已經包圍了河南，國民政府就把災區讓給日本人，讓日本來承擔對於淪陷區人民的責任。當日本發現時，它並沒有撤退軍隊，因此河南出現了“政治真空”，也就是自己的政府和侵略軍政府都不管不顧，於是災民開始往陝西逃荒。
溫故而知新
《溫故一九四二》是作家劉震雲的小說，我將近20年前就看過這部小說，當時對我的觸動非常大。1993年我與作家本人結緣，但1994年、2000年及2002年幾度籌備都因各種原因未能順利開機拍攝。終於，2011年計劃再次啟動，由劉震雲親自操刀修改電影劇本。
在創作過程中，我們秉承著一個核心的理念，就是通過這個小說、這段歷史，讓大家重新去思考、尋找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在1942年這一年，下到飢寒交迫的災民，上到國民政府的統治者蔣介石，都在扮演災民的角色。災民沿街乞討是為了能夠活下去，政府和蔣介石也在向世界列強乞討，希望他們能夠伸出援手。河南幾千萬人向陝西逃荒，途中幾百萬人餓死，這是什麼概念？大家都對二戰中德國法西斯屠殺猶太人有所了解，它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也讓很多德國人開始反思這段歷史。而我們餓死了這麼多人，卻很少被人提起，甚至有人根本就不知道發生過這樣的浩劫。所以我希望觀眾通過影片，對中華民族所發生的災難以及人們在災難中的各種表現有所了解，進而重新審視我們的民族，對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有一個接近真實的認識。這對未來的生活很重要，非常有意義。
實現一種抽離感
說到從小說到電影的改編，最大的難度是沒有故事，災民沒有具體形象。還有一個特別困難的問題，小說的敘述是多線索並進，每條線索的主人公互不見面，但又共同攪和到了同一件事情——河南的旱災裡。但電影需要故事和鮮活豐滿的人物，以及站得住腳的人物關系。所以，我們沒有用有些電影創作會選擇的方式，幾個人在賓館裡頭查查資料，來一場頭腦風暴把劇本編出來，而是採取了最笨的方法，用兩三個月的時間沿著災民逃荒的路線，到山西、河南、陝西、重慶等故事線索的發生地親自走了一遍。一路走來，災民的形象慢慢浮現出來，變得具體了，他們的家庭關系、階級關系也逐漸建立了起來。
劇本從第一稿到最終版，經過了十幾年的變化，我們的角度也產生了很大變化。一開始，我們總是試圖通過電影向觀眾灌輸一些理念，把自己的態度放進去。但后來我逐漸發現，藝術創作更寶貴的狀態是實現一種抽離感，就是通過我們的鏡頭把現實展現出來給大家看，讓觀眾通過每場戲、每個角色的變化去感受，從而引發他們的思考。影片完成后，我們做了一些試映，受眾涵蓋了各個年齡段，每次60人，裡面大概有二三成是年輕人。我很高興地看到電影對他們的觸動和震撼。很多年輕人告訴我，他們覺得非常吃驚，完全不能想象70年前中國人的生活是那樣的。這對他們認識歷史、認識民族有很大幫助。溫故的目的是為了知新，我們可以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因此，我希望大家能在看電影的時候，除了被故事本身感動之外，還能引起一些思考和反省。
張國立（飾演范殿元）：拍這部電影的第一個月，我瘦下去了17斤，整部電影拍了5個月，一共瘦了24斤。這真是對我的一次挑戰，走路也走不動，說話也說不動，經常會覺得心臟承受不了，氣緊，暈，手抖，嚴重低血糖。但我不斷告訴自己，一定要越過那個屏障。每天早上起床后，我就不喝水、不吃東西，還要不停地走路、表演。我不希望在飢餓中求生存的狀態是“演”出來的，我想讓真正在飢餓中求生的狀態能在我身上停留的時間長一點兒，從而呈現出那種無論如何也要活下去的感覺。我在劇中飾演的老東家范殿元是一個悲慘的人物，但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民族的悲劇，我們應該銘記那段歷史。
徐帆（飾演花枝）：花枝是那個特殊時期千萬個中國母親形象的一個典型代表，為了孩子可以犧牲一切。以前，我們演戲追求情感表達的細膩，但那是建立在溫飽基礎上的。這次卻要呈現一種為了生存而掙扎的原始狀態，因為在沒有吃的情況下，任何情感的渲染都是做作的，所以這對我來說是個挑戰。尤其是有一場戲，花枝想把自己賣了，但孩子不干，花枝要說服孩子們。我們拍了兩條之后，導演要求我們把所有的台詞都連在一起說，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就像白開水一樣平白。當時我很難做到，因為台詞讓我感覺到很揪心，控制不住想流淚，特別想把這種情感宣泄出來。人從簡單到復雜容易，但要從復雜回到簡單就很難。電影拍攝過程中，我讓自己逐漸回到初始狀態，像一個什麼都不會的人，這是一種全新的體驗。
馮遠征（飾演瞎鹿）：瞎鹿是一個有私心的農民。他的優點是為了吃，缺點也是為了吃，最后死也死在吃上面。從第一場的第一句話開始，少東家說抄家伙跟他們干，他就說：“見天挨餓，身上沒有勁。”在這種情況下他還在想著自己餓﹔一直到小安來找他拉琴，一看拿出餅子來，他馬上就答應了，把餅子給了孩子，自己還咬著一塊就去了﹔包括賣孩子，他說賣了一個人能救四個人，也是跟吃的有關系﹔還有搶老東家家的過程中，他扛了一袋小米跑了，以及最后偷驢死在大鐵鍋裡，都是圍繞著吃展開的。他有無恥的一面，賣親生骨肉，但他也有孝心的一面，比如救老娘。
張默（飾演栓柱）：我以前演戲的時候，特別喜歡把飾演人物的種種都列得特別清楚，感覺自己去演的時候就像去完成一份答卷一樣，盡量做到一百分。但是拍這個戲的時候，我沒有這麼做。我覺得這個角色寫得太好了，隻能盡量聽導演的，呈現出劇本裡已經給予這個人物應該有的一些行為，這樣就可以了。說到對角色的理解，我認為首先栓柱擁有中國農民一些特有的思想。第二，他作為年輕男性，擁有對愛的執著追求。第三，他身上還有中國人的一個共有特點，就是在災難面前能特別快地成熟起來。
張涵予（飾演安西滿）：安西滿是個中國鄉村的牧師，虔誠的教徒，實際上他也是河南的農民。他游走於鄉村之間，把信奉上帝、得到救贖的理念傳給廣大的農民。就是這樣一個人，跟著老東家一家一路走下來，看到那麼多人餓死在逃荒路上，又遇到了日本人的轟炸。當他祈禱的時候，遭遇了炸彈，一個難民在最關鍵的時刻救了他，於是他產生了懷疑，他的信仰開始破滅了，精神崩塌了。這個角色很有意思，裡邊還有很多段唱，說河南話，還要講英語，很有意思。
阿德裡安·布洛迪（飾演白修德）：我飾演《時代周刊》的戰地記者白修德，是個讓人印象深刻的角色。雖然他戲份並不太重，但他使中國發生的飢荒以及很多難民沒有得到救濟這一狀況讓全世界知曉，可謂影響深遠。白修德的工作非常危險，這件事對他后來的職業生涯，甚至生活都產生了負面影響，但他非常勇敢，不懈努力，追求事實真相，最終讓國民政府認識到因為救濟不足而導致百姓民不聊生的問題。作為一個演員，我有責任和角色產生聯系。即便是和自己不相似的角色，也要去發掘其有趣之處。在飾演的過程中，我覺得自己就變成了另一個白修德，富有同情心，關心民生，我努力讓自己擁有這些品格。
蒂姆·羅賓斯（飾演梅甘）：《一九四二》是個厚重的故事，視角宏大、角色眾多。看大家如何出演身處危機中的角色是件有意思的事，能透視人性的本質。那些能夠克服弱點的人們都值得我們尊敬。梅甘是一個住在中國超過三十年的意大利牧師，他和中國人一起工作，傳播他的信仰，努力讓生活更美好。我在天主教家庭長大，對於牧師去另一個文化裡傳教，告訴人們應該相信什麼的做法，有種很復雜的感覺。但是我相信這個角色有很好的品質，他真誠獨特，向身邊那些遭受苦難的人提供救濟。
(來源: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