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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徐帆张默奉献最好演出 细述民族苦难

马彧

2012年11月23日07:17    来源:扬子晚报    手机看新闻
上午十点,南京万达IMAX厅,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沉浸在李安制造的奇观里,在一种极致孤独中,冥想并尝试着理解人性和灵性。冯小刚在电影里不厌其烦地渲染了苦难,说“渲染”当然并不确切,事实上这些渲染比事实要温和得多。

 

  上午十点,南京万达IMAX厅,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沉浸在李安制造的奇观里,在一种极致孤独中,冥想并尝试着理解人性和灵性。而下午两点,被冯小刚拉回了1942年。和少年“派”的孤独相反,《一九四二》非常非常的挤,它的主角有300万人,这300万人渐渐饿死在逃荒路上。29日就将上映的《一九四二》是一部细述民族苦难的电影,在苦难中,任何“形而上”似乎都失去了力量。冯小刚不拔高,他不深刻,他思考、表达的东西一直都很“形而下”,但他也因此而亲切。如果让你选择,是李安还是冯小刚?

  苦难与绝望 令人压抑

  《一九四二》的故事简介这样写道:影片以地主老范(张国立饰)、长工栓柱(张默饰)、佃户瞎鹿(冯远征饰)与媳妇花枝(徐帆饰)一家等灾民的逃荒之路为主线,以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等人的四处斡旋、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堪境况为副线,重现了1942年的那场灾难,比小说更立体生动地再现了面对天灾时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

  冯小刚在电影里不厌其烦地渲染了苦难,说“渲染”当然并不确切,事实上这些渲染比事实要温和得多。在小说和调查中,灾荒时人吃人,但电影中,美国记者只是拍到了狗吃人。但尽管如此,电影中的苦难,大约已是中国电影目前能表现的极致。没有吃的了,出门找吃的,叫“逃荒”。一切都是从饥饿而起,因为饥饿,灾民抢了老东家的家;一个月没吃一口米,瞎鹿要卖女儿;老东家的女儿星星把自己卖了五升小米,在妓院,因为吃得太饱,她甚至弯不下腰;老东家的媳妇饿死了,婆婆还想扒开她的衣服,“趁着身子还热,让孩子再吃一口奶!”……

  这样疲惫不堪的逃荒人群,加上溃退部队的抢劫、日机的轰炸,沿路落下的尸体,被野狗跟随着。把这样一幅《流民图》以镜头形象再现,不管怎么样,冯小刚都是值得尊敬的。而观众除了压抑,叹息,流泪,没有别的选择。

  人性思考 徐帆张默奉献最好演出

  冯小刚说,他特别想拍出天灾时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刘震云曾解读:我们这个民族,通常会以幽默来对抗残酷。电影中,人们对待死的态度是:“死了好,少受罪!”“早死早托生,再托生,别托生到这儿来!”“早晚一个死,就想死得离家近点。”“(人)都凉了,别哭了。”在苦难和绝望面前,人们通常都是这样让自己麻木。

  刘震云说,《一九四二》的主角只有一个,就是那300万人。冯小刚很小心地从这300万人中找到一些代表。徐帆饰演的花枝自然是担承下“苦难母亲”的形象。从丈夫手中抢下女儿,为了能让孩子吃上饼干,向栓柱说:“我来陪你睡!”(当然,善良的冯小刚只是让她抢走了饼干,没安排这残酷的一幕)她想带着孩子卖掉自己,没人买。她提出和栓柱结婚,因为“你结婚了,就能卖老婆了!把我卖了,我的孩子就有吃的了,他们也有了爹了”。

  张默饰演的栓柱年轻、强壮、有力,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他渐成电影中的亮色,逃荒中,他为寻找花枝托付给他的两个孩子跳下火车,被日本人抓住,女儿的玩具风车被日本人抢走,因为不愿用风车换馒头,他被日本人用刀插进了喉咙(场面相当残酷血腥,观众吓得大叫),这使他的死带了点悲壮的成分,和其他灾民蝼蚁般无声的死有了区别。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徐帆还是张默,张国立还是陈道明,都奉献了他们的最好演出。

  意犹未尽 少了对苦难的追寻

  《一九四二》历经19年,如今能得以呈现,已是不易。但是,看完《一九四二》仍让你感觉到不满足,两个多小时苦难的铺陈令人压抑到极点,可是,一部电影如果只是一味铺陈苦难,而不去追寻背后的意义或者缘由,甚至苦难的人们自己竟然也渐渐淡忘,那再现苦难的意义何在?在《一九四二》中,似乎除了“蚂蚱”,大家都是无辜者,没有人需要为“1942”买单的人。在电影里,传教士(张涵予饰)迷惑地说:“如果主斗不过魔鬼,那我们为什么要信?”——信仰救不了那300万人。如果说,少年“派”在大灾难中重新感悟并与神更接近,而《一九四二》中的300万人却在大灾难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片尾,老东家和路边的小女孩(旁白者口中的“俺娘”)手拉手的背影,是冯小刚留给观众的一点温暖念想。但这样的温暖,说到底,也只不过是,结个伴活下去。

(责任编辑:温璐、许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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