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談莫言獲獎：好的文學獎可以名利雙收

　　今天我這講話，就算是與大家談家常吧。最早透露出莫言可能在今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消息的是英國的一家博彩公司。他們認為今年最可能獲得這個獎的一個是中國的作家莫言，一個是日本的作家村上春樹。我當時就覺得不大可信，因為瑞典科學院，它是很驕傲的，怎麼可能把自己的信息透露到一家博彩公司那裡呢？第二，連澳門的博彩業都沒有告訴我這個消息！所以我后來的一個感想就是澳門的博彩業要向英國的博彩業學習。到了當天的晚上，鳳凰電視台臨時給我打電話，說再有10分鐘就要公布獲獎人了，希望接受採訪。我說這是不可能的，我都不知道誰獲獎呢，稀裡糊涂我能夠說什麼呢？就是到那個時候我還是沒想到會是莫言獲獎。

　　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在此之前呢，大家都以為馬悅然教授是諾獎舉足輕重的專家。我知道馬悅然教授對山西的李銳先生和曹乃謙先生有很高的評價，所以我就覺得他們的可能性會大一些。但莫言對我也不陌生，為什麼呢？11年前，在北京的一次聚會上，日本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先生，他特別熱情地歌頌莫言。他就說莫言不是今年就是明年，要不就是后年一定會得獎。有此一說，就是比博彩公司更高明的一個文學家是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的可愛當然不僅僅在此，據我知道，就是在釣魚島的糾紛當中，日本的名人裡頭唯一一個堅決地認定釣魚島屬於中國的是大江健三郎。他指出日本趁著甲午戰爭奪取的釣魚島。雖然我對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沒有認真地讀過，就沖這一條我也覺得他不但能夠慧眼識莫言，而且能夠慧眼識釣魚島。

　　現在我想說三方面的事，一個是關於文學、文學人、文學獎。這個文學是偏理想主義的，它相當浪漫，它可以虛構，可以夸張。很多文學家希望追求一種脫俗的生活。比如說最美好的愛情吧，可能正是存在在文學裡面的，而且最好的愛情都是老單身漢來寫的。因為當他有一個美好的妻子的時候，他沒有時間去寫愛情詩或小說。

　　而這個文學家、文學人、作者，向往著脫俗的文學，卻同時都是世俗的人，他不可能完全脫俗。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悖論，就是你越是覺得文學高尚，你就越覺得世俗生活並不是那麼美好。所以中國人自古就知道，說是“歡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在文學界對現實抱著批評的態度，同時，很喜歡做夢的人特別多，所以張煒先生就干脆命名“文學就是一個民族的夢”，他說的當然也非常可愛。

　　那麼另外還有些有志者，關於新文學又有實力，又有社會影響地位的這樣的人和團體，他們舉辦了文學獎，使寂寞的、坐冷板凳的文學偶然就很熱鬧這麼一下。文學本來是寂寞的，曹雪芹寫《紅樓夢》的時候，他是“舉家食粥酒常賒”，就是他喝酒沒有現錢都是賒賬的。獎金數量越大，影響就越大。所以當前些年我在內地，很多群眾問我茅盾文學獎為什麼沒有諾貝爾文學獎影響大，我說諾貝爾文學獎是100萬美元，那時候茅盾文學獎是4萬元人民幣。我相信我的話起了作用，現在茅盾文學獎已經變成20萬人民幣了，我們可以期待它很快也會變成100萬或者200萬元人民幣。如果茅盾文學獎始終上不來，我建議澳門大學舉辦一個文學獎，價格在350萬人民幣，而且吳志良（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先生一定會支持這樣一個工作。

　　（一）

　　一個好的文學獎啊，它可以使得你名利雙收，有時候這個獎比作家神氣多了。一個作家在那寫寫寫，寫得手指上都磨了泡了，寫得都得了憂郁症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是很孤單的。莫言獲獎以后他非常聰明，他說寫作其實是弱者的事情，他說我從小第一個感覺就是飢餓，第二個感覺就是軟弱，所以隻有在寫起來他才忽然覺得自己很能干，力量也很強大，想寫什麼就寫什麼。莫言更聰明的是，當新聞記者想消遣他，問他說：“你獲得了100萬美元你想干什麼呢？”還有人暗示他：你是不是該捐贈給社會做一些慈善事業。他說：我在北京住的房子非常地小，我想換一個大一點的房子，但是后來我又想啊，北京的房價比諾貝爾獎金的金額漲得快多了。現在是在五環以內呢是5萬多塊錢一平方米。這樣的話，我加上裝修啊，全部的錢買房子也隻能買個100來平米的房子，也大不到哪去。所以莫言這位同志、這位朋友他是太可愛了！他說完以后立刻把這個傳媒的同情心吸引到他這邊來了，他得了半天的獎才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以至於那個陳光標先生聲明要送給莫言一個350平米的房子，但是莫言沒有說話，莫言的哥哥說了：“俺們管家（他是姓管的）向來無功不受祿。”所以這個房子，這350平米他也不會住進去。

　　可是一個獎它顯得特別厲害，以至於和獎有關系的人呢，變得很牛氣，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所以我始終喜歡思考一個問題，我早在1993年就在台灣回答過有關問題（在台灣很多朋友也問我諾貝爾文學獎的事），我就說起碼有兩種得獎：第一種得獎就是你寫得不是很理想，但是你得了獎，你沾了獎的光。一登龍門身價百倍，原來你的書20年賣掉了1000冊，一得這獎3天賣出了100萬冊。這種事是有的，也是讓人非常高興，也是讓作家做夢的事，我也夢見我得獎了，那是小時候的事，大了以后不做這夢了。這是一種情況。

　　還有一種情況呢，就是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始終沒有得獎，那麼受損失的是這個獎，而不是這個作家。托爾斯泰是1910年去世的，這個諾貝爾文學獎是1901年開始建立的，就是說有諾貝爾文學獎到托爾斯泰去世間距10年，如果他們要獎托爾斯泰，時間上應該是來得及的，托爾斯泰沒有得到，我不認為誰會為托爾斯泰抱屈，或替托爾斯泰遺憾，如果說遺憾我們要為諾貝爾獎遺憾，所以這是第二種情況。還有第三種情況，就是說這個作家啊，他寫的也很好，他又得了獎了，這二者“如魚得水”，得獎的作家是“錦上添花”，發獎的是“咸與有榮”。所以這個也是一件好事。這個還有一種情況，瑞典科學院很喜歡做，就是找一些暫時還沒有被公眾所承認的，具有潛在的優勢的這樣的作家和作品給他發一個獎。給他發一個獎之后大家就問這是誰啊？最后說：“哦，原來是他！”再一看，果然很好。這樣的話這個獎的威信就更高，它等於文學界的一個伯樂。因為這樣的事情也有，比如說跟加西亞·馬爾克斯，這個諾貝爾文學獎使加西亞·馬爾克斯聲名大噪，而且他的影響非常大。就是莫言的作品裡我們也很明顯地感覺到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影響。另外就中國來說，從王安憶的小說《小鮑庄》，從韓少功的《馬橋詞典》裡面，從賈平凹的某些作品裡面，我們都可以看到加西亞·馬爾克斯，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雖然好，但是我喜歡說一句話，這句話我在台灣講過，在香港也講過，在內地講過的更多，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好，不如文學好”。但是很難做得到。為什麼呢？這個文學獎你看得到，很熱鬧，很光榮，一下就身價十倍，身價百倍，身價千倍！文學崇高如雲霞，文學人與文學獎可都是世俗的活人與他們的活動。獎是名利雙收的事業。

　　比如我們談中國，什麼樣是中國最好的文學？李白的詩、屈原的辭，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哪一個得過什麼大獎啊？曹雪芹得過大獎嗎？李白得過大獎嗎？李白的得獎就是皇帝給他一個牌子，說讓他可以到各個酒家去喝酒，當然這個獎也是蠻風雅的，但是是真的是假的也不可考。所以你真正談文學史，文學史還真的沒有怎麼記錄過獎項，但是你要到各個國家去，各個社會去，獎都很重要！

　　諾貝爾文學獎最重要，影響最大，獎金最高！其他如法國的“龔古爾獎”，英國的“布克獎”，日本的“芥川龍之介獎”，美國的“普利策獎”也都有很大的意義，規格也非常高。但是規格再高它本身不是文學之花，不是藝術，不是詩本身，也不是文學奧林匹克，它是榮譽和金錢，是文學的大推廣。很不幸，不管你的作品寫得多麼好，你仍然需要榮譽，仍然需要金錢，仍然需要社會各個方面承認，需要有力的推手，這是我要說的第一點。

　　（二）

　　第二點我想說一下政治和文學。特別是像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這個諾貝爾文學獎有各種各樣的說法。

　　我們先從蘇聯說起。蘇聯上世紀60年代的諾貝爾文學獎獎勵給帕斯捷爾納克，他的名作是《日瓦戈醫生》，是美國拍的這個電影，《日瓦戈醫生》的主題曲非常動人。為這個獎，帕斯捷爾納克受到了極大的壓力，被蘇聯作家協會開除，他也隻能選擇拒絕領這個獎。但是赫魯曉夫先生在他晚年的回憶錄寫道：當時他處理這件事情完全是根據下面寫的報告來的，他本人並沒有讀帕斯捷爾納克的這部長篇小說，后來他讀了，才覺得帕斯捷爾納克寫得非常好，他對自己的不當處理感到愧疚。

　　再往后來也很有趣，諾貝爾文學獎獎給了蕭洛霍夫，蕭洛霍夫的代表作《靜靜的頓河》，這四部到現在仍然是不朽的名著。蘇聯很高興，因為他是蘇共中央委員。他很會說話，他在蘇聯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上發言，他說：“西方攻擊蘇聯作家是按照黨的指令來寫作的，他們是胡說八道，我們是按照我們的心的指令來寫作的，但是我們的心是向著蘇聯共產黨的！”真會說啊！但是這說什麼並不重要，對蕭洛霍夫來說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是16歲開始寫的，四部長篇小說《靜靜的頓河》寫的不得了。而且他擔任過蘇共中央委員，他是赫魯曉夫第一次訪美時候代表團的一個成員，走到哪裡赫魯曉夫都說“這是我們蘇聯文化的代表”！是這樣一個人，他也得諾貝爾文學獎。

　　然后再下邊呢，還是在之前之后，這個我說不清了，又出來一個麻煩，又獎勵了索爾仁尼琴，就是寫這個勞改隊寫西伯利亞的流放。蘇聯的反應就是你獎勵索爾仁尼琴，索爾仁尼琴正在國外訪問，我這兒就宣布吊銷索爾仁尼琴的護照，這樣索爾仁尼琴就被流亡了。

　　然后跟中國這呢，也有很不愉快的、歧義的記憶。所以呢，有過一種看法認為諾貝爾文學獎就是專門獎勵社會主義國家的異議分子，意思它是不懷好意的，是敵視社會主義的體制的，連西方國家都有這種說法，說他們的目的就是要獎給社會主義國家的叛徒的。但這個說法呢也不是特別的全面，因為北歐，這是另一路，我到瑞典去過兩次，挪威去過兩次。北歐這一路，千萬不要以為北歐是聽美國的！我再舉一個尖銳的例子，1986年2月我在紐約參加第48屆國際筆會。在這個會議上，開幕的時候，當時美國的國務卿是舒爾茨，舒爾茨這次做開幕演講，這個時候美國的所有的作家鬧起來了。其中有一個我認識的俄羅斯裔的一個美國短篇小說作家叫格麗絲·佩裡，格麗絲·佩裡，她脫掉了自己的鞋子——高跟鞋，就在桌子上“叭、叭、叭、叭……”就在這敲。我隻知道赫魯曉夫先生曾經在聯合國大會上脫掉鞋子敲桌子，我還沒有見過，那次我是看到了美國的女作家用自己的高跟鞋敲桌子，這是一種很可愛的情形。什麼原因？就是美國政府拒絕剛才提到的哥倫比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西亞·馬爾克斯入境。就是那一次的會議入境還是此前的一次什麼會議入境，我到現在沒有查清楚，如果澳門大學哪個朋友能幫助我查那就更好。（編注：在比爾·克林頓當選美國總統之前，加西亞·馬爾克斯一直被美國政府拒絕入境）全體美國作家喊成一團，使舒爾茨的講話根本無法進行下去。

　　更早的時候，1972年，諾獎獎給了德國的海因裡希·伯爾，當時德國的駐華大使叫魏克德（Erwin Wickert），他請我，還有馮牧先生，還有柯岩女士，還有白樺，我們幾個人在那裡吃飯。這個魏克德先生他就非常坦率地說這個事讓他們非常頭疼，因為海因裡希·伯爾除了罵德國政府和德國社會以外，不說別的。后來我有幸在伯爾去世以后在伯爾的別墅裡生活了6個星期，他們給我講了一個特別有趣的故事，說伯爾得了諾貝爾獎以后，當時德國的總理科爾雖然對他獲獎不感興趣，但也得去他居住的小村落的家中表示祝賀，禮貌性地喝一杯咖啡。科爾是政治家嘛，表示對文人的尊重。

　　瑞典科學院絕對不承認它和政府有任何的關系，瑞典科學院它獎西方作家的時候，還特別喜歡獎勵“左翼”。咱們應該熟悉葡萄牙的獲獎者薩拉馬戈，他是葡萄牙共產黨人，是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人阿拉法特的密友，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前領導。還有意大利“左翼”的作家迪裡奧·福，他自己都不相信得了獎。

　　瑞典科學院堅持它沒有政治意圖，但是它的評委有一定的政治傾向。而作家也是這樣，從作家來說，包括蕭洛霍夫在內，他也不承認他是受蘇共的支配來寫作，實際上任何一個作家都不是遵照上峰的指示來寫作，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包含某些政治的內容。作家也好，文學也好，你很難把政治的愛恨、政治的經驗、政治的情感、政治的情緒從作品中淘洗干淨、徹底清除，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它是生活啊！通常人的生活裡有那麼多的政治，你把政治全消滅了以后，他的記憶很大一部分都被消滅了，這可怎麼辦，沒轍！

　　但是文學又有一個好處，它比較直觀，比較豐富，比較復雜，需要人性，需要性情。文學寫的是生活的經驗，還要有自己的想象，更要寫自己內心的情感。內心的情感、想象、夢幻、經驗不會成為某種政治觀點、政治見解的注腳，它是毛茸茸的一片，是原生態的一片，即使你在最最最政治的時代，那麼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擁抱的時候，他感受到的是溫暖，是一種吸引力，是愛，甚至哪怕是欲望，也不可能感受到的全是政治！說我這樣親一下是為了擊倒、打倒帝國主義，那樣親一下說不定能給台獨分子摧毀性的打擊，這是不可能的！文學就是這樣的，文學具體、形象，它充滿了情感。韓少功先生說過一個很有趣的話，他說我喜歡沒事想事，想清楚了我就寫論文，想不清楚我就寫小說，寫小說是想不清楚時的事！

　　莫言先生也堅持這樣，他說：“我認為文藝作品比政治更大！”他說的更大的意思是涵蓋的面更廣，因為你可以寫天時地利，可以寫風花雪月，你可以寫花鳥虫魚，政治上不會天天研究這些。尤其你還可以寫男男女女、少男少女、老男少女、老女少男……寫很多很多的方面，這都是你別的領域上所得不到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我們對文學可以保留更寬泛的解釋，對文學做那種狹隘的、全稱肯定或者全稱否定的解釋那是有害的、愚蠢的、可悲的！我們中國人已經有這樣的經驗。

　　（三）

　　第三件事就是要說一下，莫言得獎是一件好事。莫言得獎，因為直到得獎以前都有很好的評論家、文學家、教授在那聲言：“十年之內，二十年之內中國的任何作家都不可能獲諾貝爾文學獎，如果莫言得了獎，我從此戒飯！”不是戒煙、戒酒，是戒飯。撂過這種狠話！我們經常得到的一些說法就是，“中國當代文學是沒有希望的！”有一次在清華大學，余華先生去講話，有學生就說五四時期的作家怎麼好怎麼好，你們現在怎麼糟怎麼糟！余華這次真急了，他說：五四時期的作家好？他就提了幾個名字（是前輩，我這就不提名字了），他們的作品現在高中學生都作得出來！你看我寫的小說，比他們寫的不知道好多少！唯一的缺點就是我還沒有死，等我死了之后，你就知道我的價值了！所以這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了以后，起碼戒飯的先生他可以少說一點話，少說一些貶低當代文學作家的話。

　　當然，有些人很注意提醒，說這個得獎啊，就是獎莫言個人，和你中國沒有關系，和中國的當代文學也沒有關系，不是中國當代文學獎。這個說法也是似是而非，因為任何一個作家、任何一個文學現象和他的人文環境實際上分不開的。當我們說到莫言的時候呢，我們就會想到中國還有一批年齡跟莫言也差得不是太多，寫作也和莫言有相互影響的一批優秀的作家，比如說韓少功，比如說張煒，比如說王安憶，比如說張抗抗，比如說鐵凝，比如說余華，比如說劉震雲、遲子建、畢飛宇、閻連科、張承志等等。文學，這畢竟是一個社會的現象，也是一個時代的現象。

　　在莫言得獎之后，有人問劉震雲，劉震雲也談得非常的好，他說：記者追著我問我的感想。莫言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就好比我的哥哥新婚進了洞房，我的哥哥進了洞房問我的感覺？我有什麼感覺呢？我也不知道我該怎麼感覺！但是我要說莫言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很應該的，類似莫言的至少我還可以說出10個來。這也是一種說法，作家的說法都很有趣。

　　反過來說呢，對莫言得獎也有一種攻擊的聲音，就說我的好朋友、德國的“顧大炮”叫顧彬，就說莫言的寫作有什麼缺點什麼缺點，高行健的寫作有什麼缺點什麼缺點。他說這些人的缺點隻要一多說了，你們就會發現中國的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隻不過都是穿著新衣的皇帝罷了！這個說法也聽著過癮，尤其是沒有得獎的人，一想得獎的都是皇帝的新衣，馬上讓人扒下來了，我們雖然沒有得獎，至少暫時沒有人非要扒我的衣裳，覺得很舒服。但是這個話呢，我要說，我告訴你，世界上一切的權威，一切的偉大，一切的幸運的名與利都可能有它的破綻的一面，都有它的弱的一面，都有一個即使不是皇帝的新衣，也還像是有一個皇帝的圍脖、皇帝的領帶或者皇帝的褲衩的這一面。如果你要這樣扒的話，你慢慢扒吧，有你扒的！

　　豈止是莫言啊，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諾貝爾文學獎每年發一個獎，發到現在已經67、68個人了，請咱們在座的學文學的人給我說出10個人來，你們誰能說出10個人來？有外國文學的專家在哪裡？你說不上啊。我知道的還多，因為我參加了一些文化活動，譬如說我在倫敦見過索因卡。索因卡一個黑人作家，又年輕又可愛又帥——靚仔！但是我沒有讀過他的作品。埃及的作家納吉布·馬哈富茲，愛爾蘭的作家希尼，美國的作家布羅茨基——他波蘭人。一大堆人啊，誰看過他的作品啊？在中國有多大的影響啊？所以說他們的這個……顧彬說莫言的作品活活煩死人，煩死人這個詞其實俄羅斯的作家就這麼說過，陀斯妥耶夫斯基最煩的兩個人一個是屠格涅夫，一個是別林斯基。托爾斯泰最煩的是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認為莎士比亞是皇帝的新衣，如果扯下莎士比亞的新衣來，他也是一個光屁股的皇帝。所以作家之間說的這是一種感情用事之論！不用管他！

　　莫言他寫得非常好，他好的特點一個是他特別善於寫感覺。在80年代中期，我擔任《人民文學》主編的時候，他在《人民文學》上發表過一篇中篇小說叫《爆炸》，這個《爆炸》我現在別的已經全忘了，我就記得他是一個兒子，農村的一個兒子被他的老爸扇了一個耳光，他這一個耳光，他把他的感覺、聽覺、嗅覺、觸覺……他的各種印象寫得那麼淋漓盡致。1985年我是51歲，我為什麼說我的年歲大，恰恰是我讀了這個作品以后，我跟很多編輯說：“我只是在看完莫言的《爆炸》以后，我覺得我開始老了。”當時還沒有預見到我都78歲了還有興致到澳門大學來談莫言，這個已經是很久遠的事了。

　　第二，莫言的想象力很開放，當然他也受世界各國的影響，他受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影響。那個《紅高粱》一上來我爺爺、我奶奶，我奶奶是在高粱地裡面野合而生出來他的父親，這個他其實是受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的影響，因為那個《鐵皮鼓》一上來吸引人的就是德國的一個矮個子的士兵，為了躲避追捕，躲到一個婦女的裙子裡面。然后在裙子裡面跟掩護他的這個女人發生了性的關系，然后就產生了他的爸爸。這樣寫爸爸、爺爺，德國人肯定是第一個，但是莫言跟咱們掄到他爺爺、他爸爸上來說事了，就是他敢於突破中國人的觀念。

　　然后莫言還有一個好處：他寫作踏實，熱情洋溢，他像井噴一樣。他說他40多天就寫一部小說，那個顧大炮就說：“我們德國人寫作一年最多不超過20頁，他40天就寫400頁，這樣的作品能是好的嗎？”我想他真是德國人啊，不是德國人哪有用單位時間來衡量作品的優劣啊，這完全是德國工程師的思想方法。然后莫言有這樣的沖動，然后他一直在堅持寫作，但是如果說莫言的寫作有些地方寫得粗糙，這絕對是真實的，說他有些作品有時候自我有重復，這也是真實的。說我們作為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我們對莫言有更高的期待，希望他能寫出更加美好的作品，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見仁見智，有的說我就是討厭莫言的作品，這完全OK的事情嘛，你討厭你不看就完了嘛！諾貝爾文學獎的獎金是從那個基金會給錢，又不需要你納稅，這個你可以不去管它。但是他得獎畢竟是一個好事，一個是對當代文學是個好事。我說過，我說中國作家有兩項原罪：一個是沒有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個是沒有當代的魯迅。沒有一個自稱我就是當今魯迅的。魯迅的問題我們今天就不談了，諾貝爾文學獎至少現在可以說，我們很熟悉的“小哥們”莫言就得了。

　　有一種無聊的議論，就是認為莫言得獎不夠格，原因是莫言沒有認真地反體制，這不是要求作家又紅又專了，是要求作家又白又專，不是紅衛兵，是白衛兵，與紅衛兵的思想方法差不多。太幼稚也太可嘆了。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把北歐的這一個獎看得比天還高，然后把中國的文學看得比地溝油還臭，這個有點變態，有點下賤，這就太不實事求是了。中國的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個部分，它是無愧於我們的讀者與我們的前輩的。

　　當然，文學再偉大，它是活人寫的，活人是有缺點的，有急躁的時候，有不能脫俗的時候，有酒喝多了的時候，有肉吃得太多消化不良的時候，所以有缺點也不足為奇。

　　還有一個問題呢，現在由於多媒體的發展，由於視聽文藝的發展，又由於網絡的發展，所以從國外就有一種怪議論，說是文學即將消亡，小說即將消亡，說人們不用看小說，看小說干什麼？看電視劇就行了嘛！聽愛情歌曲就行了嘛！你在床上看見一個猛男和一個靚女在那兒抱過來抱過去，滾過來滾過去，這比你看一部愛情詩過癮多了，是不是？但是畢竟文學有文學的魅力，文學有文學的含蓄性，如果都是大吵大鬧，都是那種感官刺激的東西呢，說不定是文學藝術品質的降低，是人類精神品格的悲劇！所以在這一點上，我也感謝瑞典科學院他們堅持辦這麼一個獎，告訴我們書還是要讀的，字還是要寫的，文學還是要做的，文學系還是要設立的，駐校作家也不妨繼續傳下去！謝謝！

　　（趙進根據演講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