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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晚，北京市曲藝團成立六十周年專場演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圖為著名演員種玉杰、王玉蘭表演京韻大鼓《鬧江州》。
著名相聲演員李金斗為演唱西河大鼓的老藝術家馬增蕙調整話筒。
晚會上，梁厚民(左一)、馬玉萍(中)和陳涌泉(右一)三位老演員獲得“卓越貢獻獎”。
演出現場，老中青三代演員歡聚一堂。
姜昆等相聲演員表演群口相聲《如此開發》。
青年演員表演鼓曲聯唱《群星璀璨》。
最紅火時，一天演八場，觀眾計時收費，兩分錢聽10分鐘﹔慘淡時，依靠政府補貼的“周末演出計劃”、“文藝星火工程”拿演出費……今昔對比，走過60年歷程的北京市曲藝團，見証了曲藝這門傳統藝術的輝煌與沒落。然而不管境況如何，曲藝人心中的那份熱愛和堅守未曾改變。
上周末，北京市曲藝團老中青三代曲藝人圍坐一桌，暢談曲藝，共敘情懷，有自豪，有遺憾，有不舍，更有對未來的無限期冀。
輝煌
“巡演一圈就賺幾萬塊錢回來”
要說曲藝的輝煌歲月，82歲的相聲表演藝術家陳涌泉、78歲的河南墜子表演藝術家馬玉萍、71歲的快板書表演藝術家梁厚民最有發言權。
“輝煌的時候，那是很輝煌的！先說我本人，作品《奇襲白虎團》受到全國觀眾喜愛。我曾是毛澤東主席治喪委員會中唯一的演員代表。當年主席的追悼大會，我就在天安門城樓上。還有，周恩來總理主持的最后一次國慶招待會我參加了。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活動我參加了……”說起往事，梁厚民眼睛裡閃爍著光芒。
他記得，曲藝團最紅火時，全國巡演轉一圈就賺幾萬塊錢回來，“每年我們曲藝團是往市文化局交錢，我們掙的錢很多哩！‘文革’期間，全國的曲藝團都解散了，唯獨北京市曲藝團沒被解散。當時我們是全國最大的一個曲藝團，有一百多號人，曲藝品種也是最全的。我們的相聲，最興旺的時候，一天同時演三台相聲大會，這是國內其它任何一個曲藝團都辦不到的。”
馬玉萍是1955年參加北京市曲藝團的。她說：“我記得有一年我們去沈陽演出，人家都說是‘十八羅漢鬧沈陽’。一個月的演出，場場客滿。我們到哪兒去演出，都是當地省委、省文化廳的人到車站接我們。那會兒我們每天都有新節目，而且節目質量非常高，曲藝團的知名度、影響力真是不得了，社會效益、經濟效益都有！”
文藝輕騎兵
說新唱新，緊跟社會熱點
老一代曲藝人中，馬玉萍最敬佩的是“琴書泰斗”關學曾，因為他將曲藝的“輕騎兵”作用發揮到了極致：“我們曲藝團的演出，幾十年都是講究說新唱新，關學曾是代表人物，走到哪兒唱到哪兒。他特別勤奮，上台演出，下台寫作品，什麼時候看他都是在創作，這一點對我們的影響很大。”
“其實，我們當時的演出受歡迎，也主要是由於曲藝發揮了尖兵作用，來得快，反應快，能夠及時把好的事傳達給觀眾，我們那會兒就經常宣傳勞動模范，觀眾愛聽，效果比作政治報告還要好。應該說，每一個時期曲藝團都是緊跟時代的，沒落伍，有什麼事情來了，電台錄音准有我們曲藝團的節目。”馬玉萍說。她記得有一次去電台錄音，“當時把我叫去也不跟我說要現場寫詞，結果到了那兒要求幾分鐘就要寫出詞……我就是這樣給鍛煉出來的。再比如北京精神的‘愛國、創新、包容、厚德’八個字，我發動徒弟們寫詞兒，我就唱，效果非常好。”說著，她唱了起來。
作為關學曾的弟子，北京琴書演員王樹才對曲藝的“輕騎兵”作用也體會很深。“就說今年北京‘7·21’之后，我跟著市領導去房山。到那兒之后，領導說你寫一下抗洪英雄李方洪吧。我兩天沒睡覺，寫完了改，改完了寫，然后發給市委宣傳部。得到的回復說不錯，問我三天之后演出背得下詞嗎？我說放心吧！”
老藝術家
體驗生活，恪守“傳幫帶”
曲藝受百姓歡迎，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貼近生活、貼近百姓，而曲藝演員要想抓住觀眾，更是離不開生活這個大課堂。
“我們那會兒都得下基層，上工廠、農村體驗生活，這對我們的創作是很有幫助的。現在這個也仍然是我們的指導思想，你不體驗群眾生活你就不成。”馬玉萍最難忘的，是和同伴們一起到大興插隊，跟老鄉同吃同住：“那時候寫詞，寫出來的東西，唱起來那就是不一樣，群眾也喜歡，他們覺得你熟悉他們的生活。沒有生活你就寫不出來。文藝家還是要深入生活的。”她還記得有一次演一位老石匠，真就上山去跟石匠學習掄大錘，“到了舞台上我演起來很自如，心裡很有底，不緊張。所以說，有生活跟沒生活就不一樣。過去講究一切創造圍繞體驗生活，這一點我覺得是不會改變的。”
老一輩曲藝表演藝術家們身上的閃光點還有很多，比如對徒弟的毫無保留，對“傳幫帶”兢兢業業的恪守。這一點，年輕的京韻大鼓演員李想最有發言權：“曲藝其實隔行不隔山，很多老師對我們都是言傳身教，像張蘊華老師，那會兒給我們排單弦聯唱，一字一句、一絲不苟地教我們，旋律、字眼，還有形體動作，都摳得很細。我是來自天津的演員，表演時更多注重唱，在形體上會忽略一些。我到北京之后，團裡的老師們就經常給我補這些方面。像我到張蘊華老師家去學表演課的時候，我站著，張老師一定也是站著。我一堂課上一個半小時，她就陪我足足站一個多小時，親自示范，先表演給你看，真的非常辛苦。”
創新
從上海滑稽劇到相聲劇
任何一門藝術的發展都不能墨守成規，而應推陳出新。北京市曲藝團在60年的發展歷程中曾經做出過很多創新的探索。
“當時曲藝團有一個創作組，力量還是很強的，寫說的，寫唱的，都有。也出現了不少好作品，比如相聲《牽牛記》，這是全國第一個反映毛澤東軍事戰略思想的。”陳涌泉言語中透著自豪。再有一個，就是化妝相聲，這是北京市曲藝團首創的。陳涌泉的思緒回到了自己年輕時：“我們當時派兩個人到上海滑稽劇團取經，在那呆了一兩個月，學習人家的創作方法和表演經驗，帶回來一些本子，經過改編與再創作，我們推出了《兩個理發員》、《如此戀愛》，演出以后大火，場場客滿。除了在北京，我們從北京一直‘殺’到廣東，沿途完全客滿……這是我們終身難忘的。”
北京市曲藝團還曾率先推出相聲劇。陳涌泉記得那是在上世紀80年代，曲藝團到江南演出，在揚州碰到了上海滑稽劇團，他們當時在演一部戲《儂看像誰》，“正好他們請我們去看，看完以后我們就感覺這個節目要是我們自己演，搞成相聲劇，完全可以。跟領導一商量，領導說可以。我們考慮到什麼呢？北方人喜歡看喜劇，南方的滑稽戲因為受語言限制，北方人聽不懂，如果要用北方話給改編成相聲劇，那麼北方人完全可以接受。最終，這個作品經過排練，很快就推上台了，很受歡迎，前后演了200場呢！”
中生代
清貧中的執著堅守
如果說老一代曲藝人見証了北京市曲藝團的輝煌，那麼中青年曲藝演員經歷更多的可能是曲藝在當下的艱難求生。
梅花大鼓表演藝術家王玉蘭1972年進團，至今已經40年過去，而明年一月份她就將退休了。“輝煌過去了，現在曲藝團什麼樣？低潮。不過特別高興的是政府說要扶持曲藝了。其實，我們這些人堅守在這個崗位上非常辛苦。我們沒有辦法，不是我們自己不努力，我們真的是非常清貧地堅守在這塊陣地上。”她不禁有些動情：“干一行愛一行。我們也沒有別的可干，隻能在這堅守。我非常愛這個團。說到上農村演出，你們可能不知道有多苦，夏天，大太陽底下，一片樹蔭都沒有，我們就在空地上演。雖然苦，我們還都是特別希望下鄉演出，參加‘周末演出計劃’、‘文藝星火工程’，因為我們團體制改革了，不演出就沒有飯吃。”
懷有同樣心情的還有王樹才。他說：“我們確實愛這份職業！說大了，如果我不唱北京琴書了，心裡有愧，因為我是北京琴書市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而且是唯一的，也是國內唯一的北京琴書職業演員﹔說小了，論感情，我要不唱了，對不起關學曾先生對我這麼多年的培養。守土有責。守住本土文化，我就把我這塊陣地守住了，我跟我們先生學會了幾十段活兒，我先繼承下來，將來我把這點東西傳給我的學生、徒弟，希望有一個良好的繼承，再有一個良好的發展。”
希望
“80后”曲藝人的追求
出生於1984年的天津女孩李想，是團裡年齡最小的演員。她從11歲開始學習京韻大鼓，師從“駱派”京韻大鼓的創建者駱玉笙，后來考入位於天津的中國北方曲藝學校，再后來趕上已經20年沒有招生的北京市曲藝團招生，經過層層考試、選拔進入這個團。
早前兒周圍朋友聽聞李想是唱大鼓的，都不敢相信。“有的人還以為我是敲鼓的呢！有時候解釋起來費勁，我就干脆說自己是搞聲樂的，民族聲樂！”她呵呵一笑：“后來我介紹時就搬出電視劇《四世同堂》，裡面的主題曲《重整河山待后生》就是我老師駱玉笙唱的，然后我再一點一點給朋友們講曲藝的知識，慢慢的，他們對京韻大鼓之類的都有了一定了解，並不自覺地向更多人傳播。”
李想說，她一度也曾想過放棄曲藝，覺得曲藝沒人聽了，但不知怎麼的，有一天她突然為自己從事的這門藝術感到自豪，甚至覺得自己有點兒高尚。“上世紀60年代那會兒，人們的生活娛樂方式相對簡單，多數人喜歡聽收音機，所以曲藝發展得很好。后來，隨著時代和環境的變化，人們的休閑娛樂方式很多元了，曲藝便慢慢開始沒落了，但慶幸的是，依然有很多人在堅守，前輩們，還有像我這樣的年輕人，正在努力傳承著這門傳統藝術。我沒有辜負自己身上的擔子！”
建言獻策
希望有固定演出劇場
“現在我們處在這個環境，沒有劇場，也沒有錢，節目練完了也沒地兒演，怎麼辦？所以還是請你們呼吁一下，曲藝應該有自己的劇場。”座談會上，王玉蘭誠懇地對媒體記者們說。這一點也說到了在座各位的心坎兒裡。
在大家伙兒看來，現如今曲藝之所以衰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演出場所缺失。“想當初，曲藝演出的園子不少，都紅火過。比如老長安戲院，那是演曲藝的地兒，老長安戲院對過有個西單劇場，也是演曲藝的，還有吉祥戲院，現在都沒了。”梁厚民回憶說。
新晉加盟北京市曲藝團的相聲演員何雲偉，心裡也為這個問題著急：“像梅蘭芳大劇院，那是國家京劇院的演出場所，長安大戲院是北京京劇院的演出場所，而中國評劇院也有中國評劇大舞台，唯獨我們曲藝團沒有一個固定演出地點。以前咱們北京電視台還有說演彈唱節目，能播幾段大鼓﹔天津曾有個《魚龍百戲》節目也能演曲藝﹔中央電視台曾有《曲苑雜壇》……這些現在都沒有了，曲藝的陣地越來越小了。我們特別希望未來有固定的演出劇場，我們多排練一些好節目，我想咱們的老百姓還是需要曲藝的。”
與新藝術形式嫁接
“其實相聲是曲藝團裡面眾多曲藝品種當中的一個，也是近幾年來比較受觀眾關注的一個，因為它在電視等現代媒體以及大型活動上露面的機會要多一些，而其它曲種就不同了。”相聲演員李菁說。在他的印象中，過去駱玉笙京韻大鼓唱得好，但她被全國觀眾所熟知則是在電視劇《四世同堂》的主題曲《重整河山待后生》推出以后﹔關學曾的北京琴書，也是在電影《有話好好說》裡面使用了以后，才被極大地普及﹔還有，馮小剛的電影《沒完沒了》裡面用了幾句梁厚民先生的《奇襲白虎團》。馮小剛導演就喜歡評書，他是梁先生的粉絲。“現如今，曲藝就是沒有這種展示的機會了，如果能夠與現代傳播媒介，或者大家熟悉的一些藝術品種，比如電視劇、電影嫁接，就能擴大曲藝的影響力。”
李菁說，他與何雲偉有一個設想，試圖用相聲帶一帶其它曲藝曲種，正所謂舉辦一些“花場”，一場演出七個節目中，有四段相聲，其它三個是其它種類的曲藝節目。“曲藝傳播需要平台，我們老在小劇場裡這麼演，也帶動不了更廣大的觀眾，如果說真正能夠讓它良性運轉起來，還得去爭取更大的平台、更廣的傳播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