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幼年受到良好教育 年輕時“性嗜酒”

　　陶淵明的曾祖陶侃，為東晉重臣，官至大司馬，封長沙公。祖父陶茂，為武昌太守。外祖父孟嘉，乃東晉名士。然至淵明父輩，家道逐漸衰落。淵明幼年仍受到良好的教育，“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並受到那個時代玄風的影響，而“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晉書》)。淵明曾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年輕時即“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此時家貧，“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內心卻覺得很平常， “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之實錄。

　　到28歲時，陶淵明卻不得不為養家糊口而出來做官。因為不是可以獲得世襲官位的世家子弟，淵明隻能做點小官。出生於軍功卓著家族，淵明本有些救世的抱負，卻被一點點磨去。 世俗社會的人“矯厲才智，競逐縱橫”，現實世界充滿了“欺詐”，毫無是非價值可言。現實與理想的巨大反差，對少年即好讀《六經》的陶淵明來說，是不能接受的。無論如何，絕不混跡於骯臟世俗，始終保持質性自然，是淵明的人生底線。 而“鳥盡廢良弓”(《飲酒》)是政治生活的常態，為何不避開呢？出身名門的西晉文人陸機，隱居十年后，沖動赴洛，最后卷入權力斗爭，不幸死於非命。淵明不甘願做權力斗爭的炮灰，“覺悟當念還”。而淵明性剛，又豈肯“為五斗米折腰”，在權力面前卑躬屈膝，“心為形役” (《歸去來兮辭》)，犧牲自由，耗費生命？質性自然與強烈的道德感，決定淵明遲早要被體制所“淘汰”。

　　在陶淵明眼裡，孔子是一位保持了真與淳的先賢。然他又不同於孔子，不以務農為恥，而以耕種為樂。他盡情享受“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的輕鬆快樂。“種豆南山下”，“帶月荷鋤歸”(《歸園田居》)，“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田園生活，隨意自在，充滿詩情畫意。

　　然而退出體制，實乃不得已而為之。快樂自在，有時，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陶淵明仿效董仲舒、司馬遷，作《感士不遇賦》，公開批評逆淘汰的社會現實：“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謝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對自己的選擇給家人帶來困境，淵明亦深感愧疚。在《與子儼等疏》中，他兩次表達自己對兒子們的愧疚。坦言自己性情剛烈，才能拙劣，待人接物多有違逆，當時隻考慮自己的感受，便決意辭官歸隱，結果使孩子們“幼而飢寒”。

　　不過，淵明“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缊袍之為恥”，寧可守拙歸隱於田園，亦不願待價而沽於朝市，始終未接受朝廷的征召。

　　其實，淵明晚年並不強以出世為高，亦不以入世為卑。雖不做官，亦未必非要毫不關心世事，斷絕與所有官員的來往。移居城郊，與朋友無間，並非可以說明他志向的改變。 “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詠貧士》)，安貧樂道、順應自然與心懷仁義並行不悖，淵明思想具有極大的包容性。

　　現實污濁，可以逃至田園，死亡之運，何處可逃？有人說，淵明一生都沒有真正超脫生死。對人生短暫的感慨，對死亡的憂懼，的確始終頻繁地刺激著他。 “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 (《九日閑居》)﹔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生。”(《雜詩》)，即便充滿喜悅的《歸園田居》也抹上了“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的悲觀情緒。盡管“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淵明最后提出更具超越性的解決方式：“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委運順化，順應生死之自然規律。

　　理性上悟透生死，並不代表經驗中完全不懷有對死亡的恐懼。他飲酒忘憂，吃菊養壽，“酒能去百慮，菊解制頹齡”(《九日閑居》)﹔“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游斜川》)﹔“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挽歌詩》)，流露出縱情行樂的思想。

　　逃避死亡意識最佳的方式，是與自然合一。春天來了，淵明穿上春服，來到東郊，感受“山滌餘靄，宇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的生命氣息(《時運》)。清晨，他休憩於屋，“花藥分列，林竹茂密。清琴橫床，濁酒半壺”(《時運》)。清新的田園，靜謐的山水，音樂、酒與詩歌，始終給予淵明極大的溫暖與安慰。

　　田園其實也是人生逆旅，死亡是人的最后歸宿。劉宋政權建立后的元嘉四年(427年)，陶淵明離世。臨終前夕，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南征，草木黃落。他看眾人臉色漸趨暗淡，聽周圍聲音愈加遙遠，知大限將至，乃作《自祭文》一篇。淵明言己雖逢運貧，還是快樂地耕種，讀書，彈琴與酣飲﹔樂天知命，內心閑靜﹔並非以獲得權貴的恩寵為榮，在污濁的塵世間保持了自己的純淨﹔過著隱士的生活，從老而終，至此，也沒有什麼值得眷戀的，可以沒有遺憾地死去了。他想象親戚良友為自己奔喪的情景，葬之原野，以安己魂。墓地不奢華，不起高墳，不栽墓樹。至此，生前贊譽已不重要，死后贊揚更無意義。淵明問，人活著很難，死去會不會比活著更好？表達與人生的訣別。不過，對於自己將死，淵明並未如庄子所描述的鼓盆而歌，而是以極度悲哀之感慨結束祭文。淵明一生糾結於不遇的憤懣，死亡的恐懼，這一切，最終在他直面死亡之際，得到消解。據顏延之所述，淵明離世時，“視死如歸，臨凶若吉，懷和長畢”。

　　陶淵明不是一位完全超脫生死、完全放棄名利的人，他只是一位“悲歡憂喜，出於自然”的曠達之人。他的偉大在於，通過“導發意氣”的詩文，展現了人生的矛盾與痛苦，以及暫時解決矛盾與痛苦的路徑，從而給后人以深刻的啟迪與心靈的安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的人生體味，是淵明為后人貢獻的巨大精神財富。而這一切，均源自於他對自然人生的不懈追求。

　　不久前，火車上，見一位青年在讀書，問他讀什麼，他把書的封面朝向我，是本《陶淵明集校箋》。淵明逝去1600年了，今天的青年還在讀他的詩文。不知青年看到的是怎樣的淵明，是為修復心靈的痛苦而讀陶，或是暗戀淵明筆下“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的桃花源，還是在淵明的文字裡尋找理想的自我？

(來源:江西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