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1957年曾作為右派分子受處理 有兩大"罪狀"

　　丁玲在文學講習所有著特殊的地位。 1950年，由延安到北京的著名作家丁玲，出於對新中國文學發展前途的關心和對涌現一代青年作家的期待，主動向中央領導提出辦學的願望，得到批准后，在北京開辦了中央文學研究所（1954年更名為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丁玲是第一任所長。鼓樓東大街103號的所址是她親自考察后選定的﹔請哪些專家、教授講課是她親自安排或是登門邀請的。她的第一任秘書陳淼全力投入到建所的籌備工作中﹔她的第二任秘書張鳳珠是第二期的學員，又在丁玲身邊工作又來講習所學習。丁玲任所長后還任講習所小說組一些學員的導師，並來所講課，像丁玲喜愛的瑪拉沁夫等學員經常往丁玲家裡跑，所以丁玲對一二期講習所裡的情況非常熟悉，兩期學員們對丁玲所長特別敬仰。

　　1957年丁玲被作為右派分子受處理之后，有兩大罪狀被公開批判。一是說她在文學講習所宣揚“一本書主義”﹔二是說她反對馬克思主義指導，宣揚“學理論無用論”。

　　關於“一本書主義”說是她在第一期學員中提倡的。其實關於所謂“一本書主義”，她在我們第二期學習的講課中也有所提及。她那時正當中年，個人的政治地位、生活環境都好，所以人也富態，圓胖的臉龐，兩隻標志性的大眼睛，總是和善地看人。她穿著一件紫紅色毛外套，不上講台，站在學員第一排座前邊，像家長與孩子們對話似地講話。她是南方人，講話聲音尖脆，神態從容，充滿自信，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說累了，她把放在前桌上的一隻小藥瓶打開，倒出一粒紅藥丸送進嘴裡。淘氣的孫靜軒悄悄打開小瓶偷出一粒，課后人們問張鳳珠，丁玲吃的是什麼玩意兒？回答說是人參丸兒，講話時間長了，累了，可以補氣。丁玲講課時強調說，培養你們干什麼？就是要寫出好書來，寫不出書來叫什麼作家？當時中國兩部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風驟雨》獲得斯大林文學獎，對提高剛剛成立的新中國的國際威望起到很大作用，而當時新中國還沒有幾部長篇小說出現，丁玲要作家們寫出一本書來，希望新中國能涌現出一批知名作家，用優秀作品為新中國服務，這是十分正常的事。2006年我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一次開會期間與文學講習所第一期學員、《小兵張嘎》的作者徐光耀坐在一起，他談起“一本書主義”。說他親自聆聽丁玲講作家要寫出一本好書來，當時沒有人覺出她是在鼓吹什麼名利思想。作家寫出好書是職業要求，是本分，是向社會應盡的責任。可是丁玲一倒，好話也變成壞話，有關組織也這麼作結論，極不公正。其實丁玲要求作家寫出一本好書來，對當時在文學講習所學習的學員們是一種激勵，像在社會上產生很大影響的徐光耀的《平原烈火》、瑪拉沁夫的《在茫茫的草原上》、谷岩的《在三八線上》等，都產生於他們在文學講習所學習的日子裡。

　　再一個“罪狀”是宣揚“學理論無用論”。這個“帽子”不小。那時一說理論，就是指處於指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把丁玲列在這個線兒上，可見問題的嚴重。

　　丁玲在講課時說過讀書、生活、創作與理論的關系。她理直氣壯地說：“你們讀書不要太理智，一邊讀書一邊考慮主題是什麼、人物的思想是什麼，教條地去讀書，沒有意思。我不這麼讀書，我用感情去讀，把自己的感情融進書中所表達的感情，去享受、去體會，這種感知積累多了，就會在創作中有所觸動，有所啟發。太理論了，可能你隻記住了一些空泛的思想和教條，對創作無益，不好。 ”關於作家與生活的問題，丁玲一再強調作家要深入到生活中去，她說豐厚的生活才是寫作的本錢。她表示自己願意換換家裡的客人，希望多來些工人、農民、普通百姓，使她不斷同生活在基層的民眾有聯系。她還告訴大家，作家主要是寫平常人，寫好平常人是一輩子要努力的事。現今一些作家老是重復地寫人們都知道的故事，老是說那麼幾句公式的教條的話，沒有生活強去寫，這不是創作。她批評一些所謂的理論家：“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都是脫離實際的理論家教出來的，不要看他們那些東西。 ”這些尖銳的語言是我親耳在課堂上聽到的。 1954年2月的一天，丁玲來到文學講習所，進到學員宿舍裡看望她輔導的幾個學生。一些在所裡的學員聽到這個消息都涌進丁玲落座的房間裡，圍著她坐著，聽她講授文學創作。可惜的是，當時我沒在所裡，錯過了當面聆聽老所長教導的機會。這是一次歷史性的會見，為了記述這次會見，40多年后，已是山東省文聯副主席的苗得雨，把丁玲當時講話的全部記錄發表在《今晚報》上，不久得到已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的鄧友梅的回應，他除了更正苗得雨在個別記錄上的錯誤外，主要是為苗得雨表功，稱贊苗得雨把一份具有當代文學史研究價值的丁玲談話准確地傳達給社會。丁玲的這次談話，基本上是她在講課時的觀點，不過更系統了一些。鄧友梅詳細地講述了丁玲講話的背景：因為當時什麼都學蘇聯，在文藝上就把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原則搬到中國的文藝創作中來。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又以社會主義教育人作為思想核心，所以在我們的學習、創作實踐中，就把社會主義思想放在首位。讀書要從書中找社會主義思想因素，寫作要體現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漸漸地，學習、教學和寫作便出現了一種形式主義的模式，一些學員覺得面對豐富的文學名著隻作簡單的抽象整理和概括認識，學不到文學的真正內涵，為此苦惱。有的學員心驚膽戰地反映了這個不合潮流的困惑，丁玲得知這種情況后，在講堂講課中，在同學員們交談中，都發出不合時宜的聲音，向教條主義的理論挑戰，維護文學自身的規律。這種勇氣，不隻來源於豐厚的德識學養、才情膽略，更出於一種敢於擔當的精神風骨。或許就是因為她的正直、敢言，被扣上罪名，早早地排擠出新中國的文學界。

　　1982年夏天，丁玲被邀請到沈陽講學。除遼寧省作家協會常務副主席於鐵陪同外，作協主席馬加讓我作為丁玲的學生參加接待。在沈陽的幾天，丁玲和丈夫陳明參觀、逛街、吃飯、談話我都在身邊，有機會進一步了解這位著名作家。她談話和講學突出兩個內容，一個是她不同意當代流行的“代溝”的提法。她說，國家進行“四化”建設是每個中國人的責任，老少心情都要一致，強調什麼“代溝”，我不同意。講學那天她穿著一件半袖白色襯衫，戴副茶色鏡片的小眼鏡，在大講堂裡給1000多青年聽眾講課，她首先說：“我和你們不存在‘代溝’，我們是為著同一個目標聚到一起的。誰講‘代溝’就是不讓我參加‘四化’建設！ ”已經是70多歲的老人，獻身於國家建設之情仍不減當年。她講課的另一個主要內容，就是作家和人民和生活的關系，她強調的還是28年前她在文學講習所論述的觀點，諄諄地教導后一代。她說：“作家要沉下去，沉一下好，沉一下就會思考。浮時從上邊看底下朦朦朧朧，沉下時躺在地下往上看，就清清楚楚。 ”她說：“人民群眾是我的生命源泉，在北大荒我為他們做一點什麼事情，他們就鼓勵我，是他們在困難時期給我幫助。 ”講完課后，丁玲登上轎車，數十名青年人圍著車不讓丁玲離開，丁玲搖下車窗，她微笑著，把手伸出窗外與多人握手。見到這個情景，我十分感動。丁玲熱愛人民，人民也熱愛她，這就是人民的作家與人民群眾的關系。遺憾的是，正當丁玲懷著滿腔熱情，要為祖國和人民書寫新的文學篇章時，卻過早地離開了她熱愛的土地和人民。但是她留下一份遺產：在世界許多地方成立了研究丁玲文學創作的組織，多次召開國際性會議，研討丁玲的文學創作和她對中國文學的重要貢獻。她也給她教誨過的學生們帶來一份榮耀。

(來源:遼寧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