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越南使節所著詩文被發現 描寫漢陽周邊房舍

　　日前，台灣成功大學特聘教授陳益源向武漢黃鶴樓公園披露，他發現清代同治年間越南使節歲貢途經武漢時所著的一批詩文。詩文以“異域者”的視角觀察到：當時進駐漢口下街的洋商已有三百余家，清廷嚴禁外國使節與西洋商人接觸，當地小吏和普通市民對西方商人的態度卻開放而歡迎。

　　陳益源先生披露的這批黃鶴樓詩文為清同治八年(1869)、同治十年(1971)越南使節兩次來華途經武漢登臨黃鶴樓所寫詩文，輯錄於越南檔案館相關史料、越南使節個人詩集及清代官員護送貢使的日記中。

　　詩文作者敏銳地捕捉到漢口開埠后，東西方文化在黃鶴樓“腳下”碰撞、交融的細節。

　　1868年年底，越使阮思僴在《燕軺筆錄》一段名為“漢陽府”的日記文字中記錄，當時進駐漢口下街的洋商有三百余家(包括俄羅斯、法蘭西、英吉利)，一千多名洋人居住在當地。江岸邊通常有六七艘火船停泊，各國均設有一領事館，“通事”一職常以廣東或上海人擔任。清廷嚴禁外國使節與西洋商人接觸，與洋商有直接接觸的當地小吏對西方商人的評價卻不差，普通市民對西方商人的態度也開放而歡迎，這些民情與朝廷的主張、策略形成強烈對比。

　　此外，阮思僴詩作中有對黃鶴樓及漢陽城周邊房舍頹毀的描寫，還有對“西洋屋”、穿著“北口裘”的洋商人，及江上行駛的由蒸汽機驅動的“火輪船”等“奇觀”的描繪。

　　阮有立的《登黃鶴樓記》則詳細描述了“北岸漢口下街洋店數百，屋兩層插玻璃窗”，“火津煙火舟”、“新大街往來如織”等繁榮景象，指出這些“洋事物”為以前黃鶴樓附近所沒有。

　　“這些西風東進的新事物，在同期中國士人所留下的黃鶴樓詩文中，幾乎看不到。”陳益源認為，當時中國的讀書人一定也能看到這些現象，但長久以來，以中國為世界中心的思維模式，制約了他們對這些新生事物的接受和觀察。

　　他舉例說，清人劉國香曾寫過一篇《重建黃鶴樓記》，陳述重建黃鶴樓的理由，有一條是：近年來，漢口與英法德等“外夷通市”，“華言與鳥語相亂”，他國使節絡繹不絕來朝，重建黃鶴樓可以“柔懷亦資威遠”。陳益源說，也許是根深蒂固的觀念在作祟，當時中國人對異族，皆以夷狄視之，所謂“柔懷”和“威遠”都是這種中心主義的產物。反觀越南使節面對這些特有景象的態度，則顯得客觀而中性，或者好奇的成分居多。

　　陳益源說，這一現象值得研究，特別是對黃鶴樓文化的進一步挖掘有著特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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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文學專家陳益源：我也情牽黃鶴樓

　　陳益源先生從事越南文學研究30年，近日他在電話裡告訴記者，自己曾數次來漢登臨過黃鶴樓，印象深刻。女兒去年在武漢大學法學院交換學習半年，對武漢和武漢的黃鶴樓也念念不忘。數年前，他在越南檔案館查閱相關史料，發現古代越南使節與黃鶴樓的特殊情緣，促使他開始專注這方面的研究，之后在越南和中國查閱了大量與此相關的史料和文獻。

　　黃鶴樓是文化名樓，早已蜚聲中外，凡來中國的外籍人士，都會有一睹其風採的渴望。與漢文化關系很深的越南，自元明兩代起，就有使者肩負歲貢等使命來到中國。他們行經黃鶴樓時，寫下許多抒發個人情懷或家國愁思的詩文，記錄下當時的所見所聞。陳益源說，目前他已搜集到四十余位作者所寫的百余篇黃鶴樓詩文，其中最具研究價值的應是清代同治年間，越南使節臨登黃鶴樓所寫的這批詩文。

　　陳益源說，越南使團“清同治八年”的那次來華，事實上1868年底就已成行。使節從廣西入境，經武漢北上。其時，黃鶴樓正在進行經歷1856年大火后的重建。由於黃鶴樓正在修建之中，無緣登樓，“甲副使”阮思僴感嘆不已，寫下《武昌感懷》詩。次年7月返程再次過漢時，阮思僴終於登上剛完工的黃鶴樓，寫下《黃鶴樓》一文，並賦詩《偕黃雲亭登黃鶴樓》。詩題中的黃雲亭為使團的“乙副使”。這些詩文收錄在越南藏編的《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裡。

　　“清同治十年”的那次訪華，“正使”阮有立在完成朝貢任務后，返越途中登臨黃鶴樓，寫下《登黃鶴樓記》一文。這篇黃鶴樓文收錄在清同治、光緒刊本的清人馬先登所著《再送越南貢使日記》中。

　　黃鶴樓公園相關負責人表示，這是首次發現外國使節登臨古黃鶴樓所著詩文。

　　(記者蔣太旭 通訊員王紅念)

(來源:長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