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過士行 話劇的本質是真人秀
印 象
讓觀眾“猜謎”的話劇導演
4月10日至11日,過士行導演帶著話劇《暴風雪》登上天津大劇院的舞台。過士行人稱“過爺”,出生於上世紀 50 年代一個圍棋世家,他的叔祖父叫過惕生,是當年中國圍棋最著名的國手。他也喜歡玩兒,除了繼續下棋外,釣魚、養鳥、養蟋蟀,玩兒一門鑽一門,都玩兒到可以成“家”的程度。
寫戲,過士行起步晚,但是起點很高,出手不凡,又頗受爭議。創作的最初,他的戲劇充滿寓言色彩。近期的《廁所》可算是一部“老老實實”的現實主義之作,通過一間廁所來探討社會的變化以及人與社會的關系﹔2007 年,他創作的另一部帶有魔幻現實主義色彩的劇作《火葬場》被林兆華導演搬上舞台,在火葬場、靈堂裡發生的世間百態被一一呈現,堪稱一部“葬禮集錦”。林兆華評價說:“中國當代劇壇上有一位杰出的劇作家,他就是過士行,我們對過士行的作品還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因為第二屆曹禺戲劇節的緣故,我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見了三次“過爺”,第一次是戲劇節開幕式,第二次是他的講座,第三次是他帶戲來天津並接受採訪。他能說標准的天津話,雖是“后天修煉”,但他的幽默卻是與生俱來的,講話總能引來笑聲。
一般寫喜劇的都是悲觀主義者,過士行並不否認這一點,他說自己的喜劇屬於黑色喜劇,比較殘酷,人物的行為是可笑的,但人物的命運是可悲的。這類戲劇,我們不認真思考時,覺得好笑﹔認真想想,就很悲哀。
過士行的新戲《暴風雪》描繪了災難中人與人的關系。大部分演員是“80后”,他說他可以和年輕人打成一片,非常容易接受新鮮事物。他感慨道,自己年輕時腦子很靈活,什麼都想嘗試,最后發現最愛還是戲劇。為了戲劇,他從原來的單位辭職,收入銳減,窮得把煙都戒了,可是真正遇到自己喜歡的事情,不在乎錢多錢少,能活著就行。現在年紀大了,不願意再折騰,嘗試轉型當導演就是自我挑戰的極限了。
採訪最后,我問過士行導演,您希望年輕觀眾從您的戲劇裡學到什麼?他先是用地道的天津話回了一句:“能學嘛學嘛!”然后語氣從調侃轉向嚴肅,“他們如果借著我的作品,想得更遠就更好了。我就覺得戲劇應該是開放的,創作者不能做結論,結論由受眾自己去做。每個觀眾根據自己不同的感受水平,會有不同的答案。這個尋找答案的過程就跟猜謎似的,本身是一個享受的過程。所以誰問我這個戲到底是什麼意思,我都不會告訴他我自己的答案,把這個問題留給他,應該算是我送給他的一份禮物。”
在舞台上激發演員的創作熱情
記者:《暴風雪》這部話劇算是當下比較流行的“公路片”,這出戲大膽地採用了如電影般頻頻換景的手法,這樣做您覺得有哪些難度?
過士行:《暴風雪》20場切換的解決辦法就是一個,就是空的舞台。因為受中國戲曲的影響,景都在演員身上,不需要什麼景,靠這種戲曲的程式沿襲下來,觀眾也能看懂。這部戲雪是主要的布景,在大雪中活動的人是這個戲的看點,把這個問題解決了,換景就解決了。
戲劇為什麼要用電影的方式,因為有諸多方面的元素、原因需要介紹,隻有把這個東西組合在一起,這個戲才有勁,才能推動事件進程,加強危機感。舞台上借用電影的淡入淡出,這種手法會使戲動感十足,同時會讓戲的進展節奏加快,加強緊張感。所以我們演的時候,觀眾都是很緊張地看這個戲。戲劇跟電影的區別就是戲劇是集中起來表現,塊兒狀的﹔電影是線狀的,為了怕觀眾視覺疲勞,所以這邊給一下那邊給一下,然后一剪接就完成了。
記者:這不是您第一次做導演,上次導演的戲是法國劇作家讓·克勞德·卡裡埃爾創作的《備忘錄》,導別人的戲和導自己寫的戲有什麼不同的感受?
過士行:首先我喜歡《備忘錄》這個劇本,這個戲寫的是人心理瞬息萬變的東西,也不知道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我導演的話我一定要保持朦朧狀態,千萬別弄清楚了,弄清楚就完了。其次是對別的導演不放心,怕他們亂加東西,我是站在編劇立場去導戲的,維護這個劇本,通過演員的表演,把我最初讀劇本的感受完整地體現出來,把導演隱藏在幕后。《暴風雪》這部戲一直沒找到合適的導演,讓我導,我覺得壓力挺大,但進入排練場,壓力反而沒了。一個人弄不成一台戲,要靠大家的創作,把他們的積極性發揮出來,他們會去主動創作一些東西。比如有場戲需要一個演員插播廣告,我就留白,我說下面插播廣告,讓演員去即興創作,青年演員反應快,他也知道哪個廣告才能達到效果,他會把他的很多生活感受帶進來,這樣也能激發演員的創作熱情。
記者:您寫的戲以群戲為主,很多角色都是有寓意有象征性的,您覺得群戲的人物設置上有什麼特點?《暴風雪》和您的成名作《鳥人》都有心理專家或是精神分析師這樣的人物出現,您是如何考慮的?
過士行:《暴風雪》首先是三教九流、生活各個層面的人的故事,基本上把工農兵學商甚至底層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都講到了。從人物設置角度來說,比如心理學家,有些話隻有這個職業的人能說出來,從心理,從心理視角他會對某些問題發言。這個人物不是故意設置的,有時候戲到那兒了,覺得應該有這麼一個人物來說這樣的話。又比如足球運動員,這是中國的一個“短版”,大眾的“傷痛”,有這麼一個角色在裡面,也是起一種潤滑的作用,代表了一種很難實現的願望。
群戲從劇本創作來說,就是得寫出各色人等的特點來,他們的心理動機都不一樣,他們說話的口氣也不一樣。比如下大雪時,“80后”想的是雪的純潔,所以會贊美雪﹔包工頭想到的是這個工程又停下來了,我們的工錢泡湯了,這是寫群戲需要注意的。排練的時候,你得把演員不同的特質表現出來,讓他們銜接好,就像音樂一樣,這在排練上難度比較大,因為說詞的人多,聲場不一樣,方位也不一樣,怎麼插入怎麼接話,你一句我一句,誰說什麼也不能讓他說起來沒完,要讓它達到非常豐富,又很和諧的效果。
我的作品常有一種悖論思維
記者:您過去做過很多年記者,請您談談那一段經歷。
過士行:上世紀70年代末,百廢待興,新聞界記者隊伍也需要充實。我這人手笨,我曾想做一個八級工,當過車工,學徒三年,我覺得實際上沒畢業,也沒學出來。所以我得改行。我願意寫點兒東西,進報《北京日報》后先是採訪教育行業,跑中小學校,到《北京晚報》以后就是學校、教育局全都歸我負責。北京那麼多所高校、中小學,都得跑過來,都得打通採訪渠道,建立通聯關系。不到一年,我快崩潰了,我覺得我不適合干這個工作,因為教育是很嚴肅的事,我這個人生性不嚴肅,天生叛逆,我跟報社領導說我還是跑文化吧,跑文藝圈。
記者:這段經歷對於您以后的戲劇創作有什麼影響?
過士行:當戲劇記者的那些年讓我接近戲劇圈更方便了,觀察人也更方便了,給我以后寫戲提供了很多便利。我在報社工作十幾年,首先是比較認真地看戲,也容易被感動,慢慢我交到一些朋友,特別是一些老藝術家,像侯喜瑞、李萬春、袁世海這些老藝術家我都採訪過,他們對戲劇的看法有很多真知灼見,能說到事情的本質上。比如,我採訪侯喜瑞是他過90歲生日的時候,聊天時讓他講講演戲的境界,他跟我說,戲好唱,戲裡面的情由不好唱。他說你唱戲,先生怎麼教你的,你就怎麼唱,但是這裡面是有意思的,為什麼啊?后面這個情由,你得琢磨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演員得琢磨戲,這個台詞后面有很多潛台詞,有很多故事。這個東西要是不去下功夫,不知道怎麼回事兒,那你這個戲唱不好。
記者:當年林兆華導演推出您編劇的《鳥人》之后,您就辭職了,干了十幾年記者,舍得嗎?
過士行:《鳥人》火了的時候我很興奮,但也沒別的了。這是沒料到的事,我寫這個戲的時候就覺得有些地方挺有意思,但是確實沒想到會轟動。辭職是因為自己寫戲,這個戲火了,受到很多關注,我想不如就干一行,別一邊寫戲一邊評論別人的戲,你說別人好或是不好都不合適,也不公平。你當裁判還自己踢球,讓人家下場多不合適?干脆我就干這個得了,這樣也能專心創作,我也需要創作時間。
記者:從“閑人三部曲”到“尊嚴三部曲”,您怎麼看自己戲劇風格的轉變?
過士行:早期是對“異化”這個概念比較感興趣,“閑人三部曲”其實寫的全是人的異化,某種東西把人改變了,人被物化了。后來“尊嚴三部曲”寫的是社會問題劇,寫在迅速變化的生活當中人的挫折、困境。我的作品中常常有一種悖論思維,就是說,寫人不要隻寫一面,人是多面的,比如《暴風雪》中的女主持人,她有被工作異化的一面,那一面是不那麼人性的,完全是為了工作,不太會替被採訪者考慮,為完成任務她得把這時段填滿﹔但是她還有自己人性的一面,一邊採訪報道一邊希望改變被訪者的命運。
塑造屬於這個時代的人物形象
記者:您先做編劇,后做導演,您覺得這種轉型,是水到渠成還是因為別的理由?
過士行:我早年喜歡做編劇,因為創作力旺盛,腦子裡一個又一個想法,我想趕緊寫出來。而且那時候不願意跟人打交道,做導演比較麻煩,各個環節都會橫生枝節,得做人的工作,得擺平各種事兒,這是我最頭疼的,我誰也擺不平,所以我願意干編劇。歲數大了以后,我沒那麼多的想法,有點兒欲說還休的意思。以前覺得,失戀多痛苦,能寫一個好戲,現在呢,失戀就失戀吧,無所謂。興趣有所轉移,我願意導戲,演員什麼樣的性格都有,把他們代入角色裡,這事兒挺有意思。導演在戲裡面是掌舵人,決定這個戲往哪兒走。如果你帶大家走了一條錯誤的路,大家努力就全白費了﹔也許你的航向比較正確,那麼這條船就能克服各種困難到達目的地。
記者:去年您來天津參加過一個座談會,那次您說您對話劇的現狀一度比較灰心,您也寫過電影、電視劇,為什麼最后還是選擇話劇創作呢?
過士行:2000年以后做戲挺困難,錢找不來,題材不好通過,演員也不願意演話劇,來的演員也不能讓人滿意。很多戲寫完之后排不了,我想我也不能閑著,我就寫小說。我對於戲劇的熱愛一直都在,不需要條件,但是要導一部戲,有賴於環境,這次是因為國家話劇院非常支持我。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人類之間的溝通不那麼人性化,在這種情況下,劇院就成了治療人們心理精神症狀的場所。很多很多的人坐在一起,燈光滅掉,演員出場,在你面前展現了一片生活,你開始進入到這片生活中,看到他們的喜怒哀樂,看到他們的命運,然后戲散了,你又回到生活中。這個過程是人性化的接受和思索的過程,它會慢慢讓你的心理健康起來,讓你在面對生活的時候,可能會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新的感受。我們平常人的情感和遭遇,有時候並沒有一部戲那麼集中,戲劇是在兩個小時之內濃縮了多少個人的人生,讓觀眾得到一種日常生活中得不到的,看電視、看電影都得不到的東西,就是活人之間的交流。
記者:我的感覺是,戲劇是真人秀,比影視劇更真實。
過士行:所以戲劇應該是非常有意思的,假如說電影衰亡了,甚至於電視劇都有可能衰亡了,戲劇不會的,一批活著的人要來看活人演戲,這是話劇魅力最本質的地方。話劇的前景,我覺得第一取決於劇作家,作家要提高的修養,把觀眾真正感到人生困惑的那個點找到,展現在舞台上。如果不顧及觀眾哲理上的需要、心理上的需要,隻注意生理上的需要,隻解決一時的快樂,話劇是沒有前景的。我們對人性研究得不夠,我們沒有深刻研究過人的復雜性,我們舞台上的好人壞人都一個模樣,所以作品沒有力量。如何把現代人的形象立在舞台上,是我們最該關注的問題,票房是次要的。
過士行口述 我欣賞天津人的情懷
我姥爺在天津工作,姥爺和姥姥是在天津結的婚,我母親在天津出生的,但是他們都不說天津話。我后來養鳥的那陣子,老跟天津的鳥販子打交道,在一塊兒喝酒。北京養鳥和天津同宗同源,但不重樣,有流變,天津有天津的地方特色。后來我在話劇《鳥人》裡設置了一個天津人,最早是梁冠華演的。我覺得用天津話表現這種戲可能更有為,更出彩兒。比如北京人可能比較含蓄,繞著彎子跟你說話,但天津人就是直截了當,這是嘛?他會直接問你。話這麼一說,顯得天津人的心態特別有意思。這個角色也代表了很多觀眾的好奇心,所以我覺得天津人比較合適。
天津人搞話劇的也多。《暴風雪》這部戲的副導演兼男主角林熙越,他的父親林兆華就是天津人。北京這些著名的導演、演員很多都是天津人,焦菊隱、梅阡、於是之……所以這也說明天津人有看戲的傳統,有品戲的習慣,從京劇到曲藝。
我在北大荒插隊時,我們隊裡有很多天津知青。我發現天津人有一個特點——不管生活條件多苦多難,他們也能苦中作樂。拿吃咸菜這件事來說,別的地方的人隨便就吃了,天津知青就要把咸菜拿到食堂改改刀,滴兩滴香油,天津人的生活講究。
我們知青在一塊兒,天津知青老念叨狗不理包子,結果越念叨我們就越饞。所以有一年我回北京探親,就在天津下了火車,准備吃一次狗不理包子。到天津東站是早晨五六點鐘,包子鋪得中午才開門,我在勸業場那塊兒轉悠,等到時間差不多了,就去狗不理包子鋪排隊。那時候一人限購二斤,不能多買。買到了之后,吃得那叫美啊,眼淚都快下來了,真正是水打餡兒,太好吃了。那時候已經有塑料袋了,沒吃完剩下的,裝塑料袋裡帶回北京。結果帶到家裡一涼了,就不如飯館裡那麼好吃了。天津油炸的東西也確實一絕,北京炸不了這麼焦,就是得慢火,天津麻花天下第一,東北的麻花是軟的,根本立不住。
天津人有一種浪漫情懷,他們說借錢吃海貨,不算不會過,雖然那個時代可能收入有限,但他會集中調動一些“資源”專門“享受”這個,這就是浪漫啊!
(來源:天津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