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天橋藝人：“魁德社”歷經三代后再無傳人

　　就著一碗粥，吃了兩個菜包子，就算一頓簡單的午飯，63歲的於小章擦一把臉，整一整中式對襟大褂，把小屋的門打開，中氣十足地沖著門前經過的三輪車喊：“想了解老北京文化的客人，進來聽段天橋世家的曲藝節目，保准您聽了還想聽……”很少有三輪車停下，於小章滿面的笑容卻絲毫未變。

　　每天下午，北京最小的曲藝社“魁德社”開門迎客。這是前門附近的一條名為延壽街的小胡同，“魁德社”就開在一間不足10平方米的小平房裡。時光回溯到百年前，“魁德社”是天橋一帶有名的曲藝茶樓，主人正是於小章的爺爺於德魁，曲藝界的“十老”之一。如今，“魁德社”歷經三代，於小章之后再無傳人。

　　對著滿牆的老照片，聽一段地道的大三弦，品一品原汁原味的京韻，百年滄桑似乎隻在彈指一揮間。“要說我們這祖孫三代，風光的時候享過福，吃的虧也多著呢，這不，全都過來嘍……”拖著長長的京腔尾音，老爺子的故事開講了。

　　1 爺爺不好意思向周總理要退休工資

　　現如今，於小章的“魁德社”隻有他一個人，一張窄桌就是舞台，兩邊是用木板搭成的簡易座位，一次最多容納五六名客人。舞台一角放著演出所用的全部“家伙什兒”，幾把三弦、兩套牛骨做成的“哈拉巴”和幾副快板。

　　沒有客人的時候，屋裡有點冷清，於小章喜歡端詳牆上的老照片，沉浸在往事裡。“要說我爺爺清朝末年開在天橋的魁德樓，那可體面多了，兩層樓，幾十個徒弟，光是各種樂器就挂了滿牆。”雖然是聽父親講的，老人說起來眉飛色舞，好像親眼所見。

　　牆上有一張曲藝名人的“全家福”，匯聚了解放前的曲藝界大腕，於德魁白須飄飄，坐在前排，旁邊坐著劉寶全、謝芮芝，年輕的侯寶林和連闊如站在后排。於德魁人稱“於三爺”，在曲藝十老中排行第三，以“全活”得名。三弦、大鼓、京胡、二胡、快板、相聲全都叫得響。

　　“都說天橋藝人地位低，可是好些王公貴族都很看重他們。魁德社名氣大，三天兩頭進王府、貝勒府唱堂會，有回一位貝勒爺點名要我爺爺唱，偏巧我爺爺中午吃了碗過涼水的炸醬面，嗓子倒了，錢沒掙到，更重要的是損了名譽，我爺爺后悔好幾天。”那時，清朝氣數已盡，皇親國戚、八旗子弟卻越發沉浸在京劇、曲藝中，喜歡結交名伶，藝人雲集的天橋正逢盛世。

　　風光一時的於德魁和紫禁城裡的皇族也有交往。他的一個徒弟少年成名，娶的正是宮裡的“三格格”。這位格格為了愛情搬出宮外，和於家一起住在西華門附近的一個四合院裡，像百姓家的媳婦一樣生爐子。有時候過日子手頭緊，還要變賣一點從宮裡帶出來的小盤小碗，“賣一個就夠老百姓吃一年的。”於家的孩子看在眼裡，充滿羨慕，於德魁卻告訴孩子們不要眼紅，“人還得憑本事吃飯。”

　　於德魁61歲那年，解放了。1950年，他和曲藝界的名人一起進中南海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這事我爺爺嘮叨了不知道多少回，夸總理真是好口才，說是簡單說兩句，一口氣說了倆鐘頭。總理對他們說，你們歲數大了，國家得給你們發退休工資呀，想要多少，自己報個數。有人說三十，有人說五十，我爺爺沒報，因為不好意思向總理要，他的徒弟馬福祿是京劇名丑，很有錢，能供養他。”

　　1961年，83歲的於德魁去世，葬於八寶山公墓，北京曲協為老人備了一副好壽材，風光發送了。“少年成名，壽終正寢，老爺子一輩子真是順風順水，一點罪沒受。”於小章感慨。

　　2 父親拉小提琴給周璇伴奏

　　“魁德社”的第二代傳人，於小章的父親於少章是天橋藝人中的“新派”和“洋派”。牆上的舊照片中，眉清目秀的於少章身穿白色西裝，打著深色領帶，腳上是摩登的淺色皮鞋。令人吃驚的是，他手中的樂器除了三弦，還有小提琴，這樣的形象和人們印象中的天橋藝人已經大相徑庭。

　　“我父親從小在魁德社跟著爺爺學藝，出了名的聰明，人稱天橋小神童，坐在椅子上腳還夠不著地的時候就能拉胡琴賺錢了。”於少章最出名的還是三弦，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他是北京的三大名弦之一，幾乎為所有的名家伴奏過，是“八角鼓大王”榮劍塵多年的搭檔，兩人彈奏珠聯璧合。

　　至於父親的那把小提琴，於小章並不清楚確切的來歷，“據說是一位貴人相送，德國產的，我父親一直很珍惜，后來我哥哥生病，父親不得已賣了換錢。那時候見過小提琴的人都不多，更別提會拉，我父親找不到師傅，仗著三弦的基礎，自己無師自通，靠慢慢琢磨拉出了調子。”

　　上世紀30年代的前門勸業場，一樓的俱樂部和跳舞廳星光璀璨，蝴蝶、周璇這樣的大明星經常會來這裡演唱，西裝革履的於少章正是拉著這把小提琴為周璇伴奏，曲目都是當時的流行歌曲，捧場的觀眾人山人海，一時風光無限。

　　此時北京年輕一輩的很多藝人已經離開天橋，來到前門、西單這些新的娛樂中心，於少章不但是著名藝人，還是前門勸業場的經理，在這裡他遇見了相伴一生的妻子。

　　“我父親在勸業場一樓的俱樂部表演，我母親在二樓的畫室學工筆畫，師從宋吉祥，給慈禧畫過像，也是溥儀的老師，兩個人在勸業場見過幾面就認識了，才發現互相住的也不遠，交往了一段之后，兩家就提了親，也算是自由戀愛。”老照片中有新婚的於少章夫婦，並肩站在古舊的窗櫺前，服裝發型都很時髦，風華正茂，一副摩登青年的模樣。

　　3 一家人離開北京 到河南洛陽安家

　　新中國成立后，老北京的藝人們都進了單位，找到了組織，然而於少章找工作卻並不順利。“先是去了中國說唱團，可是這個團一年后就解散了，朋友把我父親推薦到中國廣播說唱團，這個團名氣大，人也多，光是彈三弦的就七八個，我父親想，他要是去了不是搶別人飯碗嗎？天橋藝人講究這個義氣，就沒去，最后去的是鐵路四局的文工團。”沒想到這個決定，卻最終讓於家從此背井離鄉，這是后話。

　　當時鐵路系統在全國各地建文工團，於少章不久被派到了武漢。在於小章的記憶裡，他童年時代很難見到爸爸，偶爾回家探親，也是匆匆離開，曾經英俊瀟洒的父親面容憔悴。家人不知道，20世紀50年代初，於少章白天上台演出，晚上要寫交代材料，因為新中國成立前交往過國民黨官員，他被調查歷史。最后對他的處罰是停止演出，到鐵路段勞動改造一年，曾經彈三弦、拉提琴的手修起了鐵路。

　　勞動改造結束后，於少章回到文工團，他對藝術仍不死心，琢磨著老曲藝寫出時代新內容。根據二七大罷工的故事，他寫了新段子《林祥謙》，由他和自己的徒弟雙人對唱，沒想到這個節目一下子火了，演遍全國。

　　“當時鐵路文工團想要我父親，可以留在北京，但是人家沒要他的徒弟，這個徒弟和我家是世交，是老一輩鄭重托付給我父親的，他守著這個承諾，覺得不能扔下徒弟一個人，就拒絕了鐵路文工團，帶著徒弟到了河南的文工團。”當時，國家要求家屬要隨職工走，於是，於小章的母親帶著幾個孩子離開北京，到了父親所在的洛陽，這一走就是二十多年。

　　從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於少章仍在被挖歷史問題，不斷挨批寫材料，可是有一段日子，於小章看到父親特別高興，原來是他的老搭檔“八角鼓大王”榮劍塵要錄唱片，唱八個大本子，點名讓他伴奏三弦。兩人曾經合作多年，堪稱知音，榮劍塵公開說過“萬幸遇見於少章”。於是，兩人重新相聚，忘卻煩惱，陶醉在藝術中。

　　八個大本子還沒錄完，1958年榮劍塵受到反右沖擊，登台即遭觀眾起哄離場，他萬念俱灰，把錄好的5張唱片放到一個大盆裡，付之一炬，隨后上吊自殺，珠聯璧合的絕唱從此消失在世間。

　　幾年后“文革”爆發，於少章從文工團被下放到洛陽鐵路建筑段，一代三弦名家成了搬磚蓋房的泥瓦匠，十多年一直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1977年因胃癌病逝於洛陽，兩年后平反。

　　4 於小章跑了10年碼頭還是天橋藝人的命

　　天橋藝人的祖傳看家本事到了第三代傳人於小章手裡，卻成了他偷懶逃避勞動的辦法，這肯定是他的爺爺和爸爸當初始料未及的。

　　“70年代，我是下鄉知青，在洛陽郊區插隊，我從小身體不好，干不動體力活，拼了命干也是最后一個。就是那時候挑水上山把腰累壞了，落下了一輩子的毛病。當時就整天琢磨怎麼才能不下地干活，后來毛遂自薦跑到宣傳隊，說了一段快板和相聲，人家就把我留下了。”

　　“文革”結束回城后，於小章到了洛陽建筑公司，干的還是體力活，他如法炮制，經常參加區裡的宣傳演出逃避勞動，慢慢在河南也演出了一點名氣。可是，甭管怎麼出名，他的身份還是一名工人，甚至沒有正式編制，當時叫作“大集體”，其實就是編外人員，被單位和身份束縛著，於小章一直很苦惱。

　　“直到改革開放，一下子把我解放了，到現在我都感謝鄧小平。”說到這段，於小章兩眼放光，因為講到了他生命中最輝煌的時候，“我辭職脫離了單位，開始走穴，這一走就是10年，幾乎把全國都跑遍了。走穴擱在過去就是‘跑碼頭’，說到底，我還是天橋藝人的命。”

　　沒有固定的劇團，於小章的辦法是跑到劇場后台，給人表演一段曲藝，劇團的人看見他有本事，就給他加個節目，於是他就跟著劇團跑。“長的一兩個月，短的10天8天，不知道換了多少個團，跑了多少個地方，我隻知道，河南所有的小縣城都走遍了，后來又演到外省，演到全國各地。”

　　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剛從樣板戲的年代走出來，這種民間劇團特別受歡迎，演出幾乎場場爆滿，大門都快擠破了。“我一個晚上演兩場，一場掙30元，那時候普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才三四十元，我一個月能掙將近2000元，一下子就富了。”照片記錄下他的全盛時代，簡陋的舞台上一群女演員在演唱，旁邊伴奏的於小章似乎是有意模仿父親，他穿著一樣的白色西服和淺色皮鞋，悠然彈著三弦。

　　讓於小章至今后悔的是，那時窮人乍富，竟然忘了節儉的祖訓，變得揮霍浪費。“錢來得容易，花得也痛快，我媳婦也不工作了，全家也不做飯了，天天帶著孩子下館子，出去旅游，掙那麼多錢都吃光花淨了，一點沒攢下來。”

　　到90年代中，娛樂形式花樣翻新，民間劇團大家慢慢看煩了，原來場場滿座后來上座不到五成了。為了吸引觀眾，於小章把三弦換成了吉他，把八角鼓換成了架子鼓，甚至唱起了流行歌曲，可“跑碼頭”的生意終於還是做不下去了。這時候，於小章發現自己手頭毫無積蓄，連吃飯都困難了。

　　5 回到北京辦起“一個人的小劇場”

　　1989年，於小章跑碼頭的生涯徹底結束，一家人斷了生計，最困難的時候曾經有半年借錢度日，為了謀生，他還賣過風箏。“小時候學過做沙燕風箏，我想河南人可能沒玩過這個，我就滿大街撿竹帘子，在家裡做了一個冬天，沒白天沒黑夜地干，累得燈泡把胳膊烤焦了一塊都不知道，現在還留下了疤。”開春，他把風箏拿到漯河灘上賣，10塊錢一個，很快被搶光，掙了1萬多元。

　　1993年，41歲的於小章回到離開了20多年的北京，想在這裡重新開始自己的曲藝事業，等待他的卻是一個個挫折和陷阱。“被人介紹到一個小劇團，說好了一個月工資500元，拿到手200塊，都被領導克扣了，就這麼忍了一年，劇團還是倒了。后來又到了昌平的一個演出公司，先交了500元，卻被關在郊區一個很破的學校受訓，飯都吃不飽，最后從荒山野嶺跑了出來。”

　　他像當年的天橋藝人一樣，開始在北京的茶館賣藝，想憑本事吃飯，拼了命地演，觀眾看著打賞，走了很多家，最后終於在恭王府落下了腳。那是1996年，北京旅游業的黃金時代，恭王府每天游客盈門。“一天演十幾場，一天掙50元，后來漲到了100元，雖然累得不行，但終於還是翻身了，把老婆孩子接到了北京。”6年后，因為競爭越來越激烈，於小章所在的劇團被擠出恭王府，他再次斷了生計。

　　“跑了那麼多場子，吃虧受苦生氣，最后一想，不如自己干。”2006年，於小章在延壽街租下了這間小平房，重新挂起“魁德社”的旗號，一個人的曲藝社就這樣開張了，這一干就是9年，人也過了花甲。

　　說完了100年的故事，太陽已經偏西，恰逢客人上門，於小章抖擻精神，操起三弦，彈唱起來：“春至河開，綠柳時來，梨花放蕊，桃杏花兒開，遍地萌芽土內埋……”這段《春景》從皇宮傳到民間，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了。

　　旺季的時候客人多些，淡季有時候一整天也沒人上門，於小章有時候會為一年4萬塊錢的房租犯難，除此之外，他覺得日子過得挺好。“這是我目前為止最幸福的時光，真的。”如今兩口子都拿著退休金，兒子在北京工作，孫子也抱上了，老人知足地笑著。

　　除了表演，老人最高興的一件事就是教附近的小學生快板書和繞口令，“放學后就喜歡來我這兒玩，我教過的孩子從小學時來的，現在都有上大學的了，徒弟是收不著了，這老曲子能傳多少傳多少。”

　　夕陽的余暉掃過狹窄的胡同，於小章還在門口迎客，在“魁德社”的招牌下，老人的背影有些落寞。曲藝世家，興衰三代，注定在他這裡終結，因為兒子學的是IT，天橋藝人的這些玩意兒，他沒教，孩子也不想學。

　　雖然已經不在天橋，於小章依然認為自己是最后的天橋藝人，不僅僅是保持著賣藝打賞的習俗，還因為他沒忘天橋世家恪守的那些祖訓，憑本事吃飯，信義、節儉與嚴守承諾。

　　J024 胡鐵湘 攝 J125

(來源: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