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陵東路老騎樓拆遷風波平息 系新上海風格

鐵爾 攝

　　■本報記者 馬鬆

　　問：前不久有關金陵東路騎樓一條街即將“拆遷”的傳聞，引起媒體和市民高度關注，最終以官方回應“肯定不拆”暫告段落。騎樓在我國南方一些城市並不罕見，上海的南京路、四川路上也有它的身影，但像金陵東路這樣長達1000多米綿延成片的，卻獨此一處。曾有文學作品將金陵東路騎樓描寫成上海的“南洋一隅”，說它是因廣東人聚居而建的廣式建筑﹔可又有人說因為當年金陵東路地處法租界，所以騎樓是法式舶來品。請問，真相到底是什麼？ (市民 趙小姐)

　　民間說法

　　市民郭先生

　　廣東人聚居建造了騎樓

　　我家住在毗鄰金陵東路的永安坊，金陵東路是我兒時玩耍的繁華馬路。騎樓下雨天可避雨，盛夏可遮陽，沒事逛逛商店，給我留下了不少兒時美好的回憶。我家是廣東人，鄰居中也有許多同鄉人。我父親曾經告訴我，這條街是廣東人思念家鄉，依照家鄉騎樓風格建造的。我的鄰居中許多人都認同這一說法。

　　權威解答

　　商業騎樓最早出現在古希臘

　　騎樓，是指樓宇一層臨街部分打通為行人走廊，二樓及以上樓層仿佛“騎”在一樓之上的建筑。廣東作家、近代史研究者葉曙明先生在其所著書籍 《騎樓》 中曾作介紹：近代騎樓是嶺南傳統民居與西方建筑藝術相結合演變而成的一種商住建筑形式。事實上，世界范圍內，商業騎樓建筑最早見於2000多年前的古希臘，后來逐漸流行於歐洲，近代又傳至世界各地。

　　由此可見，騎樓的發源並非單一地域。我國學術界對以廣州為代表的騎樓考源，一直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騎樓起源於我國古代越族先民一種被稱為“干欄”的建筑。這種建筑以一二層間的平台兼作雨陽篷，很好地適應了我國嶺南地區濕熱多雨、陽光熾熱的氣候特點。隨著我國近代南方城市商業發展的需要，在篷下開展商業經營的情況越來越普遍，最終使先民的“干欄”進化為“騎樓”﹔另一種觀點，則偏重洋務，認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國門向西方逐漸打開，西式建筑文化不可避免地首先影響我國閩粵地區，騎樓便是西方建筑和嶺南建筑相結合的產物。

　　盡管目前學術界尚未對此做出結論，但對古“干欄”建筑頗有研究的葉曙明先生也坦言：騎樓之美，早已跳出建筑學的范疇，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一個經典符號。相對而言，我國近代騎樓建筑風格是開放式進化的結果，這個觀點為更多人所接受。

　　依市政發展而建跟廣東人無直接聯系

　　據 《上海市政工程志》編纂室在《怎樣寫〈上海市政工程志〉的城市道路》一文中記載，金陵東路是法租界第一條東西向馬路，始建於1860年，因途經法國領事館，這條路時稱“領事館路”，中文譯為“公館馬路”。道路一期從外灘至今天的四川南路附近﹔1862年，延伸到今河南中路﹔1865年，又延伸到今廣西南路。至此，“公館馬路”已是法租界的政治和經濟中心。

　　此后，“1877年以1200噸花崗石重鋪40英尺寬的路面，更換了始建時的煤屑路面﹔1892年又撥銀1500兩筑成碎石路。1900年填沒周涇，直抵今西藏南路。1916年灌澆柏油路面。1920年全路已寬達50英尺，設雙軌電車道，4條有軌電車在這條路上通行。”

　　同一篇文章中，編纂人員介紹了金陵東路騎樓的來歷：20世紀20年代，因車輛增多、交通繁忙而需拓寬，當時租界當局採取的辦法不是拆屋拓寬路面，而是在兩側修建廊柱式騎樓。沿街127根方柱排列成行，人行道縮入高敞的騎樓之下，讓出的部分全作行駛車輛之用，在騎樓處行走，既能避雨又可遮擋太陽，這種道路風光在上海可算別具一格。

　　《上海租界志》 則更加詳細地介紹了歷史：20世紀30年代，租界內出現大量違章建筑，其中大部分是中式房屋加層和改擴建。對於無証施工，公董局一般處以罰款，工部局則除了罰款外，還責令拆除和強行拆除，直至向司法機關提出起訴。20世紀初，公董局曾對建造中式和西式房屋的區域作出規劃，規定公館馬路兩旁房屋業主須建有3.65米寬的有頂走廊，使之成為騎樓街道。

　　由於金陵東路騎樓與廣州騎樓的建筑風格確有相似之處，且后者在我國騎樓文化中不可動搖的代表地位，加之差不多同一時期，閩粵商人在上海的確有一段活躍史，因此誤以為金陵東路騎樓系廣式騎樓的說法，也非空穴來風。不過，多方史料証明，金陵東路騎樓一條街的建設，是由租界當局根據彼時市政發展需要而推進，與客居上海的異地商人，沒有直接關聯。

　　非“廣式”也非“法式”而是新的“上海式”

　　那麼，是否可以就此認為上海騎樓並非“廣式”而是“法式”？對此，研究人員和學者卻有驚人的觀點——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怎樣寫〈上海市政工程志〉的城市道路》一文的作者就指出，他們在編寫金陵路騎樓建筑一段時，發現 《上海地名小志》《房地產報》《黃浦區地名志》等都說騎樓是“仿照法國式樣”。但法國什麼地方有這種樣式的建筑，為什麼要在這條路上仿照的理由，都沒有交待。

　　后來，研究人員在檔案中找到一份1946年上海市政府法籍顧問雷米石寫的“繼續拓寬金陵東路寧海東路的建議”。這段文字，對修建騎樓的原因、方法、時間、規格，以及當時法公董局有關此事的幾次會議內容，都記敘得十分具體、詳細，但隻字未提“仿照法國式樣”。從雷米石這段追述式文字來看，即使他沒有親歷親聞(已相隔20多年)，但不可能沒有查閱過有關檔案。而且，那是一份向當時市政府正式建議的文稿，應當較為可信。最后，《上海市政工程志》的正文中，隻出現了“拱廊式騎樓”和“廊柱式建筑”，並未提“法式”。

　　而上海社科院歷史學博士牟振宇在其所著的《從葦荻漁歌到東方巴黎——近代上海法租界城市化空間過程研究》 一書(2012年出版)中則做了進一步研究。

　　他在書稿中介紹，舊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積極推動歐式建筑街景設計，在很多干道馬路上實施中式房屋禁令，且規定所有新建房屋必須採用歐式建筑立面。不過，公館馬路柱廊計劃，是法租界公董局對街道立面控制的一個特例。那時西方人認為上海建造游廊，是將文藝復興和中國夏季酷暑結合。酷暑需要房間通風，還要在房間和外面灼人的熱氣之間有一個間隔，這樣就產生了游廊。游廊在窗口前延伸為敞開式的大廳，為了承受這種敞開式大廳的重量，最具文藝復興建筑色彩的圓柱，則正好發揮了支撐作用。

　　牟振宇博士的觀點，更具創新精神：金陵東路騎樓“造就了新的上海建筑風格”。

(來源: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