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隆基反思四大文明古國說:勿將今日觀念投射於古代

　　提起美籍華人歷史學家孫隆基，內地讀者會馬上想起《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這本書自2011年出版以來，已被無數次翻印，至今暢銷不衰。

　　其實，除了《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孫隆基先生的《歷史學家的經線》亦在嚴肅讀者群中頗有口碑，今年，三輝圖書和中信出版社聯手，不僅再版了孫先生這兩部代表作，且推出了先生著力最多的《新世界史》（目前剛出卷一），堪稱是歷史愛好者的一次盛宴。

　　值此機會，孫隆基先生再訪京城，使讀者們亦有幸能親聆大師教誨，而孫先生對於“四大文明古國”的思辨，尤其引人深思。

　　農耕文明並非

　　來自大河流域

　　講到文明起源時，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對文明古國提出了一些定義。比如，從新石器時代到文明階段，至少要有幾個階段，如：農耕和畜牧，使用陶輪制造陶器等，還有冶金以及文字的發明。到后來，就有大規模的灌溉農業，主要在大河流域。但這種說法到現在，已有大半個世紀了。

　　根據這種說法，我們很容易得出“四大文明古國”的概念，而這些古國的文明之所以能率先萌芽，與四條大河息息相關。

　　但20世紀中期已有人指出，農業的發明不在大河流域，最早發展出農牧業的是環繞兩河流域的山側地帶，今天我們種植的許多種作物和馴養的許多種動物，其野生祖宗都出在這裡。甚至連埃及都沒能獨立發展出農牧業，因為沒有山側地帶，地理條件不允許。

　　農牧起源地不在大河流域，是在山地。這從美洲也能得到証明，北美洲最吸引人居住的地方是密西西比流域，它條件比伊拉克的兩河、比埃及好得多，但是文明偏偏不發生在那個地方。

　　最近有學者提出，中國最早進入文明的地帶可能不是黃河流域，而是江漢流域。江漢是小河道交錯的地方，不是一條大河流域，應該是產米區。

　　柴爾德那種解釋文明起源的模式，顯然是受了英國推廣工業革命模式的影響，英國工業革命是從一個中心向其他地區蔓延的，但不能因此就認為，古代文明也是這麼推廣的。

　　很明顯，所謂“四大文明古國”中的埃及與印度，並不是發明農牧業的地方，其農牧文明是二手的，隻有兩河地區和中國，才是發明了農牧業的地方，中國有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黃河地區的先民獨立馴植出小米，而大米的種植，也是中國最早。

　　雖然埃及並非發明農牧業的地方，但它地位可能更崇高，因為它直接影響了古代近東最早的新石器文明，此外，北阿拉伯的游牧文化也受到尼羅河一個綠洲的文明影響。可以說，埃及堪稱是農牧業的外祖母。

　　如果我們接受全人類都是從非洲走出來的（目前為止考古的証據是非洲，將來可能會被推翻，現在中國國內不少學者不太信服這一點），則人類走出非洲主要的通道就是尼羅河流域，尼羅河的功能有點像白令海峽，是人類進入新大陸的唯一通道，由此可見，埃及的地位應不止於四大文明古國。

　　談古史應超越民族國家視角

　　至於說到中國，今天農牧業文明的考古遺址都處在中國國境內，但古代是不是這種情形呢？古代長江和黃河根本是兩回事兒。從江漢流域到華南這一帶，如果它是最早種植水稻的地方，則它衍生的后果不一定是中國文明，也有可能是南島語系和南亞語系的始祖。

　　我們今天看古代文明，要突破民族國家的視角，如果用現在的國界來框線，我們就看不清楚很多東西。比如印度河流域古文明，大部分遺址在巴基斯坦境內，而巴基斯坦1948年才建國，為什麼稱為文明古國呢？所以說，我們需要打破民族國家的框線。

　　今天我們說“中華文明”，這個詞本身是語言的建構，裡面可以填很多東西，每個人、每個學者，都傾向於將中國文明“本質化”，所謂“本質化”，是一個術語，意思是將某個名詞當作那個東西的本身，這是我們常常會犯的毛病。

　　今天很多人覺得，中國文明從一開始就有一個中心。其實，中心常常是前線，比如明代北京就一直是前線，以防止來自東北的外族入侵。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有中原主義？而且這個中原主義深植於我們的集體潛意識中，這就是“黃土帶的迷思”。因為中國人自身認同就有一個是“黃”，祖宗是黃帝，黃土帶是仰韶文化的溫床。1950年代、1960年代，一個留美學者叫何炳棣，寫了一本書叫《東方文明的搖籃》，就是黃土迷失的一個典型表現，而且他是一個大學者，講話很有權威性。

　　何炳棣並沒有脫離民國時期的認識視野，現在小學教科書、大學的讀本，乃至考古學家都說中原文化是由仰韶、龍山來決定的。這就是我所說的大中心主義。

　　我的世界史講法

　　與眾不同

　　之所以寫《新世界史》，最初動機是想替歷史系學生寫一個入門的導論，后來越寫越長，原來教科書只是一本，可我寫完第一卷，古代階段還沒講到。后來隻好想到哪裡就寫到哪裡，也就不再是教科書了，如果你對世界史感興趣，可以看我這本書。現代人從小到大，受到的教育是四大文明古國、大河流域文明之類，但我不這麼寫。

　　在書中，我提出了一些難題，比如羅馬帝國是離開歐亞大草原最遠的一個角落，為什麼會第二個垮掉？古代有幾個大帝國，秦漢、貴霜、波斯、薩珊、羅馬，印度與波斯頭頂上就是草原，中國是第一個垮掉的，而羅馬帝國為什麼第二個垮掉，那時匈奴已經內訌。

　　當然我要解釋，匈奴進入歐洲后組建的是哥特人大帝國，總部設在今天的匈牙利，那裡的喀爾巴仟盆地牧草區的范圍隻有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國的4%，不可能建立起冒頓單於那樣的匈奴大帝國，而且哥特民族是農耕民族，此外羅馬帝國200年來持續被邊患困擾。

　　我這樣講世界史，是一種新的講法，我是想將零碎的知識串聯起來，你不要看匈奴不見了四百年，其實沒有那回事兒，它是造成歐亞大陸文明和草原邊境全線震動，它最后消失的地方反而是在中段，而不是東段。而且我指出，這跟羅馬帝國結構比較脆弱無關，因為東羅馬結構一直維持到哥倫布去發現新大陸的前夕。

　　世界上宗教分成兩個大系，一個是亞伯拉罕系，一個是法向系。印度宗教都是法向系，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都是亞伯拉罕系。在《新世界史》的第二卷，我講到伊斯蘭文明，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進行科研的時代是希臘化時期，第二次則是在伊斯蘭世界，所以涌現出很多大師，比如阿維新、法拉比等，這被稱為“科學革命”，是西方科學革命前的一個高峰，因為它綜合了印度的、中國的和希臘化時代的科學，這后來也刺激西方。

　　一場是科學革命，一場是教義的革命，如果兩場革命隻能存活一個，結果存活的是后者。我也講不出其中的道理，因為這個東西很復雜。我也要試圖解釋，但是沒有很令人滿意的答案。

　　勿將今日觀念投射於古代

　　“四大文明古國說”究竟是怎麼起源的，這個我也不太清楚，我很懷疑是不是民國初年編小學教科書的時候給編進去的，當然也不能這樣說，我看英文的教科書中，也將第一代文明列成四個區。

　　如果說我們形成了這種思想，那可能也是外來的。但是大概不會早於20世紀以前，因為古印度流域文明大概到20世紀初才開始真正的挖掘。再比如，當時講到“四大文明古國”還是用巴比倫來代表兩河，還沒有推到蘇美爾那麼遠。

　　其實在中國，也有比較大的改變，1900年以后，我們發明出了一個祖宗，叫黃帝，而這個在當時康有為、梁啟超的作品當中，都還沒怎麼提到，只是到了1900年，為了建設現代民族國家，才想到應該推出一個象征人物來代表，就像日本神武天皇那樣，或者像西方某些民族國家的祖宗那樣。因為需要建構這樣一位祖宗，所以才將歷史推到五千年前，當時考古學家們也不太相信中國古代文明有五千年。

　　我想，“四大文明古國說”應該是兩方面因素在起作用，就是西方和中國，但不會早於20世紀。

　　要看到，民族國家概念是法國大革命以后才變成一個教條。19世紀有三種文明：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

　　民族國家開始是一種顛覆封建王朝的力量，如果你是當權派，就要鎮壓他，隻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威爾遜提出了十四點計劃，裡面完全肯定民族自覺，這是民族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

　　今天我們看古史，是不是也在以民族國家為單位，投射回古代呢？可事實上，古代所有帝國都是多民族國家，很少是單一民族國家。民族國家是法國大革命之后的理想，這種理想當然也制造了悲劇，比如不是本民族的人，最好是遷走或者是消滅，結果帶來許多悲劇。猶太人因為每個國家都有，也沒有祖國，所以大家都要殺他。

　　總之，民族國家是歷史的產物，我們不應該把這個概念投射到歷史中去。陳輝/整理

　　孫隆基

　　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先后獲明尼蘇達大學及斯坦福大學碩士及博士學位，曾任教於美國堪薩斯大學、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和加拿大阿爾伯特大學等，著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等。

(來源:北京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