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首席記者 邵嶺
因為重譯泰戈爾名著《飛鳥集》,作家馮唐最近成為眾矢之的。在文藝青年雲集的豆瓣網上,該譯本得分僅為4.1分。
事實上,對文學名著進行重譯的現象並不鮮見,僅《飛鳥集》一書,就有鄭振鐸、陸晉德、吳岩、徐翰林、白開元、卓如真等多個中文譯本。但此番由浙江文藝出版社推出的馮唐重譯本引發如此大的質疑,很大程度上緣自他對於原著精神的大幅度偏離。盡管他本人表示,和已經被視為經典的鄭振鐸的譯本相比,自己的翻譯更加具有詩的韻味,但很多讀者則吐槽說在他的譯筆下,“泰戈爾變成了郭敬明”。
而在學界看來,譯文的好壞從來見仁見智,此番馮唐重譯《飛鳥集》引發的質疑,反而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來供人們重新討論:翻譯究竟是為了什麼?
經典是否需要重譯,譯作的語言是否會老化
先來比較一下馮唐譯本和鄭振鐸譯本的不同。
馮唐譯:“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開褲襠/綿長如舌吻/纖細如詩行”﹔鄭振鐸譯:“世界對著他的愛人/把他浩瀚的面具揭下了/他變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恆的接吻”。
馮唐譯:“有了綠草/大地變得挺騷”﹔鄭振鐸譯:“大地借助於綠草/顯出她自己的殷勤好客”。
馮唐譯:“白日將盡/夜晚呢喃/我是死啊,我是你媽/我會給你新生噠”﹔鄭振鐸譯:“夜與逝去的日子接吻/輕輕地在他耳旁說道:/我是死,是你的母親/我就要給你以新的生命”。
“就好像當代人穿上牛仔褲演出莎士比亞戲劇,馮唐大概希望用今天的語言在泰戈爾和‘00后’讀者之間搭一座橋梁。”對於兩者之間的差別,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謝天振的態度比較寬容。他對記者表示,語言老化是翻譯領域存在的一個特殊現象,這已經成為國際翻譯界的共識:原著永葆青春,但譯作的語言過20年就會更新換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譯法。“我們的上一代讀林紓如痴如醉,我們自己則沉迷於傅雷的譯作。但是下一代人呢?這也就是為什麼針對同一部作品,不斷有新的譯作推出。”這一觀點,與馮唐自己的說法不謀而合:“我堅信民國時代的中文還在轉型期,我現在有能力把中文用得更好。”
以世俗化代替詩意,是對泰戈爾的偏離
然而,同樣是在豆瓣網上,鄭振鐸先后於1922年和1956年翻譯完成的中文版《飛鳥集》,得分卻高達9.1分。這似乎不能用“翻譯語言會過時”來解釋。在不少學者看來,馮唐版《飛鳥集》引發讀者不滿,更重要的原因不在語言本身,而是他頂著翻譯的名義卻挑戰了翻譯的倫理。
“任何翻譯都有一個最基本的契約精神,就是不能超過原文本所提供的材料和空間。這就是翻譯的倫理。時代再變化,譯者都應該遵從這一點。”法國文學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外語學院院長袁筱一這樣對記者說。在她看來,馮唐恰恰沒有遵從這一點:“泰戈爾的潛文本裡不會埋藏著馮唐筆下的這些意味。”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陸建德也向記者表達了類似的看法。陸建德坦言自己在十幾、二十歲的時候非常喜歡泰戈爾,“他的文字並不難,關鍵是其中的詩意。他追求詩意,哪怕是寫光腳走在田埂上,也是用詩意的方式來呈現。如果把泰戈爾的文字翻譯出了世俗化的意味,那一定是偏了。”
打上馮唐印記,《飛鳥集》還會不會是青少年所愛
有網友這樣評價:鄭振鐸是想努力帶領讀者去體會泰戈爾的意境,馮唐是想努力帶讀者去體會自己的味道。在不少學者看來,兩者之間的區別,恰恰是翻譯與創作的不同。袁筱一更願意把馮唐筆下的中文版《飛鳥集》看作是他本人創作的一部分,是他與泰戈爾對話的一種方式。“很多作家都會覺得自己有一種和同行對話的權利。也許馮唐也認為自己被賦予了通過這種方式來和泰戈爾對話的權利。”
翻譯究竟能不能異化成文本的創作?關於這樣的問題,似乎至今難有統一的答案。也正因為如此,翻譯界從來不缺乏借翻譯來實現譯者本人意圖的例子,比如龐德翻譯中國古典詩詞。謝天振這樣評價:“龐德並不是不理解這些古詩的意味,但是他故意扭曲,是要凸顯自己意象派的詩學主張。”
然而具體到泰戈爾的作品,我們也許有理由擔心,打上了鮮明馮唐印記的《飛鳥集》,還能像從前那樣,在青少年心中播種下詩意的種子嗎?陸建德認為:“人在年輕的時候,會追求純潔、高尚、超然和優美。正因為泰戈爾是特別不俗的,才會在青少年中產生巨大的影響力”。
(來源: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