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焦菊隱誕辰110周年,2015年歲末,北京人藝復排演出話劇《茶館》。
《茶館》首演於1958年,1963年再度演出,兩輪演出102場。“文革”前《茶館》的演出“雖然連連客滿,但它的地位岌岌可危……”
1957年12月2日,北京人藝205會議室,老舍先生向全體演員讀他的新作《茶館》。讀完劇本后,演員開始申請角色。由此,《茶館》的體驗生活和排練開始。《茶館》的導演是焦菊隱和夏淳。剛剛在反右運動中被“保護過關”的焦菊隱,在一篇手稿中形容《茶館》第一幕是“一篇不朽的巨作”。稱贊老舍“在短短十分鐘的戲裡,同時刻畫了幾十個浮出紙面的活生生人物”。
1958年3月29日,《茶館》首演,在觀眾叫好聲中,各種非議也接踵而來。《讀書》雜志刊登署名文章:《評老舍的茶館》。文章認為“全劇缺乏階級觀點,有濃厚的階級調和色彩……究竟有多大的現實教育意義?!”
1957年7月10日,文化部一位副部長來到北京人藝,在劇院黨組擴大會上談“關於劇院藝術創作的傾向問題”。批評劇院領導在組織創作和演出中“不是政治挂帥而是專家挂帥”,“不大注意政治,不大注意內容,有點過多地追求形式。”他說:“《茶館》第一幕為什麼搞的那麼紅火熱鬧?第二幕逮學生為什麼不讓群眾多一些並顯示出反抗的力量?”他提出:“一個劇院的風格首先是政治風格,其次才是藝術風格。離開了政治風格講藝術風格就要犯錯誤”, “焦菊隱的斯坦尼是資產階級的……”《茶館》的演出被迫停止。1957年9月12日,周恩來總理來看話劇《紅旗飄飄》。提到《茶館》時,他對於是之等人說了一句話:“《茶館》改一改還可以演嘛。”
1963年元月,北京人藝准備重排《茶館》。有一個下午,焦菊隱專門排“三個老頭撒紙錢”這個片段。於是之回憶那天焦菊隱排戲的情景:“戲,是熟戲了,不僅排過,而且早已演過。這天下午,先是我們又演了兩遍,他只是看。演過了,就等著聽他的意見。我記得他隻提了一個意見:叫我們把許多重要的台詞都直接說給觀眾。他說:你們試試。我們就試著做起來:
王利發:改良啊!改良!一輩子沒忘了改良,老怕落在人家后頭。賣茶不行啊,開公寓。公寓沒啦,添評書。評書也不叫座呀,好,我不怕丟人,想添女招待!人總得活下去!……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憑什麼不許我吃窩窩頭,誰出的主意?常四爺:老朋友,一個個的不是餓死就是叫人家殺了。我呀,就是有眼淚,也哭不出來嘍!……我愛咱們的國呀!可誰愛我呀?……秦仲義:四爺,讓咱們祭奠祭奠自己,你把紙錢撒起來,算咱們三個老頭子的吧。
於是之回憶:“這麼一個輕微的調整,竟引起我們極大的激動。非但沒有因為彼此間交流的減少而丟掉了真實,相反,倒覺得我們的感情仿佛都能夠更自由地抒發起來……”
1963年《茶館》演出時,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在上海發表了“題材決定論”。提出隻有寫社會主義的社會生活才是社會主義的文藝等論調。北京人藝奉命修改《茶館》。焦菊隱對演員說:“加的紅線都是為了提高戲的思想性。要搞好紅線,才能壓住那些表現舊的、要否定的生活的戲”。於是之后來曾這樣形容加了紅線的《茶館》:“煞是熱鬧,就是總有點‘活報’的味道。仿佛看老舍的《茶館》是彩色片,放到這一段就變成新聞片了,還是黑白的……”
1963年4月2日和4月5日,老舍接連看了《茶館》的連排和彩排,但他沒有去后台,也沒有和演員說一句話。4月7日,《茶館》在人民劇場公演。在全國都在演《霓虹燈下的哨兵》、《奪印》等現代戲的高潮中,北京人藝的《茶館》顯得非常不合時宜。7月7日,周恩來總理來看《茶館》演出后對焦菊隱說:《茶館》這個戲沒問題,是一出好戲。如果還有點意見的話,只是第一幕發生的時間是否往后放一點。現在寫的時間是戊戌政變以后,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但1963年的《茶館》演出,報紙不讓發消息,演了五十三場后隻好收場。后來,便是對《茶館》的批判:《茶館》反動,反動中之反動莫過於叫“三個老頭撒紙錢”。而焦菊隱竟然叫這段戲要直接說給觀眾更是“反動透頂”了。
1966年1月31日,北京人藝黨委會傳達市委對焦菊隱的處理意見:決定撤銷焦菊隱的副院長職務,並對他進行公開批判。1975年2月28日,身心備受折磨的焦菊隱因患肺癌得不到及時和應有的治療,在協和醫院辭世,終年69歲。
(來源: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