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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尋陳忠實的現實主義法度

何平
2016年07月15日09:31 |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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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探尋陳忠實的現實主義法度(作家論·陳忠實專題(2))

閱讀提要

和此前符號化、抽象化、概念化的“文化的人”不同,《白鹿原》是陳忠實從閱讀史志和走訪見証人出發的生命體驗的結果,觸摸到文化制約下的“心靈史”

經由《白鹿原》,一種基於反思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亦反思我們國家民族傳統和現實的,新的對未來中國文學有影響的現實主義法度被陳忠實確立起來,而這一變法和立法之際正是現實主義的理論思考轉入深化的階段

《白鹿原》的批判和反思意識是成就這部現實主義文學經典的重要原由,《白鹿原》的意義不只是為一種新的現實主義“立法”,而是它恰恰被歷史選擇處在一個時間的節點上,其前后構成一個中國當代新的現實主義流變的鏈條,作家對我們的歷史和現實的反思成果、他們的突圍和拘囿如何成為我們今天精神建構的一部分,值得我們反思

《白鹿原》是現實主義的創作。陳忠實自己也是這樣體認的:“在我來說,不可能一夜之間從現實主義一步跳到現代主義的宇航器上。但我對自己原先所遵循的現實主義原則,起碼可以說已經不再完全忠誠。我覺得現實主義原有的模式或范本不應該框死后來的作家,現實主義必須發展,以一種新的敘事形式展示作家所能意識到的歷史內容,或者說獨特的生命體驗。” 1985年11月寫完《藍袍先生》后,陳忠實寫作長篇小說的欲念被突然激發出來了。《藍袍先生》的寫作好像突然打開了陳忠實生活記憶中從未觸及過的一塊。對比《藍袍先生》和陳忠實以前的創作,從1979年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的《信任》以降,陳忠實小說關注的是自己“同時代”,而《藍袍先生》則寫1949年前的鄉村生活,寫1949年鄉村傳統文化對藍袍先生的規約,而且小說的結構“以人的心理和精神經歷來建構的”。而《藍袍先生》的內容和形式是《白鹿原》某些部分的具體而微。從陳忠實的一個人的文學史看,無疑,《藍袍先生》是“變法”之作,而經由《白鹿原》,一種基於反思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亦反思我們國家民族的傳統和現實的,新的對未來中國文學有影響的現實主義法度被陳忠實確立起來。

“文學觀”的修訂

陳忠實對現實主義的領悟以及他寫作中現實主義的變法和立法恰恰呼應著新時期現實主義的理論反思。也就是在陳忠實表現出現實主義自覺的這十年左右,文藝理論界激蕩著現實主義反思的潮流。其中,涉及現實主義傳統的批判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批判現實主義,涉及典型的個性、共性和階級性以及“復雜性格”組合,涉及文藝的真實性的“寫真實”與真實性的政治性和傾向性等等,所有和現實主義相關的問題都被重新拿出來檢討和反思。新世紀以來,文學也關注理論問題,比如底層寫作,但類似的理論問題卻缺少“文學”的含量,甚至是在“非文學”領域展開。

陳忠實醞釀現實主義的變法和立法之際正是現實主義的理論思考轉入深化的階段。1985年4月,吳岳添翻譯了羅杰·加洛蒂的《論無邊的現實主義》。按照羅杰·加洛蒂的理解,“從斯丹達爾和巴爾扎克、庫爾貝和列賓、托爾斯泰和馬丁·杜·加爾、高爾基和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裡,可以得出一種偉大的現實主義的標准,但是如果卡夫卡、聖瓊·佩斯或者畢加索的作品不符合這些標准,我們怎麼辦?應該把他們排斥於現實主義亦即藝術之外嗎?還是相反,應該開放和擴大現實主義的定義,根據這些當代特有的作品,賦予現實主義以新的尺度,從而使我們能夠把這一切新的貢獻同過去的遺產融為一體?”“我們毫不猶豫地走了第二條道路。” 柳鳴九主編的《二十世紀現實主義》基本上就是按照“無邊”的原則去想象中國和世界當代的現實主義。有意思的是,這本書從組稿到出版的時間恰恰是陳忠實從田野調查到完成《白鹿原》創作的時間。事后看,新時期“無邊的現實主義”在中國的實現正是理論批評界和創作界彼此策應、共同完成的。

陳忠實對當時文學界正在發生的這一切有著“自覺”的敏感,充分分享著上世紀80年代“爭論”的成果,“學到了長處”。但“理論的自覺”不一定要通過“理論”來完成。從“十七年”到“文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僵化,然后在新時期現實主義艱難的掙扎、復蘇和拓展,最終走向開放的現實主義,陳忠實的寫作是一個完整的、“過程性”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實踐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典型樣本。正是從《白鹿原》開始,陳忠實“決心徹底擺脫作為老師的柳青的陰影,徹底到連語言形式也必須擺脫,努力建立自己的語言結構方式。”雖然,《白鹿原》仍然屬於現實主義范疇,但與柳青受特定時代政治影響的有限度的現實主義不同,陳忠實所體認的現實主義是“現實主義者也應該放開藝術視野,博採各種流派之長,創造出色彩斑斕的現實主義﹔現實主義者應該放寬胸襟,容納各種風貌的現實主義。”如果觀察這一批出生於20世紀四五十年代、在“文革”后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中國作家,像賈平凹、張煒、莫言、王安憶、范小青、黃蓓佳、閻連科、韓少功、劉醒龍等等,都有類似陳忠實的,從回到“文革”之前的“十七年文學”,到逐漸擺脫“陰影”,進而尋找到屬於自己的現實主義道路的過程。因而,可以進一步地認為這是一條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經過曲折發展后找到的“中國經驗”的創作道路。

可再生文學原型與母題

那麼,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什麼是陳忠實確立的現實主義法度?按照我的理解,作為一個可以成為經典的文學文本,除了自身具有可以經得起反復闡釋的經典性,還要具有可持續再生的原型或母題意義。

《白鹿原》意識到,中國人的心理結構就是我們傳統文化的心理結構——儒家。具體到西安及其周邊,則把儒家文化發展成一個關中學派,並衍生出《鄉約》等規范,以條文教化民眾,對人的行為規范得非常具體。正是這些東西結構著人的心理和心態。而小說中的“白鹿原”是陳忠實的桑梓之地。他所寫的20世紀前50年,原上原下能夠接受教育的人可能隻有1%,大部分都是文盲。文盲的文化心理結構跟鄉村的中等知識分子是一致的。他們雖然沒有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但卻接受了一代一代傳下來的那些約定俗成的禮儀和審美標准,支撐起自身的心理結構。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白鹿原》既可以“擺脫”特定時代政治對文學的規約,也使得小說的現實主義“寫真實”不只是寫20世紀前50年以西安為中心的關中土地上的政治、經濟、社會、自然、瘟疫事件,如西安的辛亥革命、民國十八年的大飢荒、劉鎮華圍西安,等等。這些事件之所以被寫,包括小說涉及的白鹿原上國共兩黨錯綜復雜的關系,只是因為這些事件作為小說中人物的“當代”影響並改寫著傳統文化以及傳統文化規約下的“人”。白嘉軒、鹿子霖、鹿三、朱先生、冷先生和他們的下一代,以及沒有被他們這個家族網絡所牽扯進來的白鹿原上的芸芸眾生,像田福賢、田小娥等等,他們共享著一個“文化”。在那個時代,他們或被文化規訓、收編成為文化的傳人,像白嘉軒、朱先生、冷先生和年輕一代的白孝武﹔或反抗文化對他們的壓抑成為文化的叛徒,像黑娃、田小娥、白靈、鹿兆鵬、鹿兆海和白孝文﹔或者征用文化為自己所用而成為文化的投機者,像鹿子霖。

文化跨越具體的政治信仰、階級階層,幾乎籠蓋所有。《白鹿原》觸摸到的“一個民族的秘史”,正是這種文化制約下的“心靈史”。而且,我們身處的今天是一個未完成的文化轉型時代,變動不居的文化帶來了人和人性的變動不居,寫“文化”的人將為現實主義的典型人物的刻畫帶來契機。

值得一提的是,和此前的尋根文學、先鋒文學中符號化、抽象化、概念化的“文化的人”不同,《白鹿原》是從閱讀史志和走訪見証人出發的生命體驗的結果。這種田野調查不是預設了觀念的“主題先行”,而是尋找生命之間的對話和共鳴,朱先生和田小娥就是如此被想象出來的。不只是陳忠實,幾乎所有成功的當代的長篇小說作家都經歷過類似的田野調查。

批判和反思的主體意識

不僅如此,如果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陳忠實作為現實主義文學寫作主體所自覺的,不只是文學觀或者具體創作實踐上的技術更新,更在於《白鹿原》的批判和反思意識,並最終成就這部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成為經典。寫作《白鹿原》的陳忠實是一個有獨立判斷能力的精神個體。也正是因為存在這個獨立的精神個體,陳忠實可以從容開闊地接納馬爾克斯、卡彭鐵爾,也可以坦蕩地面對同時代的《活動變人形》和《古船》。“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也正是從這種意義上,我們觀察《白鹿原》之后的中國文學,觀察在《白鹿原》同一個主題上展開的《塵埃落定》《空山》《偽滿洲國》《長恨歌》《古爐》《老生》《聖天門口》《受活》《笨花》《豐乳肥臀》《生死疲勞》《兄弟》《1948》《江南三部曲》《河岸》《平原》《花腔》《赤腳醫生萬泉和》,等等。我們發現在世紀之交,中國文學忽然出現一個長篇小說蜂起的時代。

我認為,這個時代的出現不是偶然的,支撐這些優秀現實主義作品的文學時代是像陳忠實這樣感時憂世,有責任和擔當的獨立的人。而這個現實主義傳統,最近的起點應該是上世紀80年代的中后期,《白鹿原》之前,由賈平凹的《浮躁》、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王蒙的《活動變人形》、張煒的《古船》、張承志的《心靈史》和楊絳的《洗澡》等共同推進的,而至《白鹿原》則成為一個集大成的“綜合體”。現在,我們意識到,《白鹿原》的意義,不只是為一種新的現實主義“立法”,而是它恰恰被歷史選擇處在一個時間的節點上,其前后構成一個中國當代新的現實主義流變的鏈條。文學以其獨特的方式參與到歷史的建構早已經是一個常識,那麼,當我們閱讀《白鹿原》這一個已經逐漸成為文學傳統的現實主義譜系上的“文學”——作家對我們的歷史和現實的反思成果,他們的突圍和拘囿如何成為我們今天精神建構的一部分,值得我們反思。

(作者為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責編:歐興榮、陳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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