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精神和我們的文學傳統(文藝觀象)

　　對話人：張 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孫 郁（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

　　袁盛勇（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李繼凱（陝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李林榮（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文學院教授）

　　核心閱讀

　　希望自己文字速朽的魯迅，一直清醒於自己寫作的有限性。他在克服這種有限性的跋涉裡，因了穿透的智性，而逼近精神的無限的可能性。我們古老的文明，因了魯迅那一代人的努力而擁有了現代性的閃光，“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不再是空想

　　魯迅文化觀的確立經歷了一個過程，其間的一以貫之之處，就是在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間，著眼於二者的調適和兼容，以及在此之上的創造性發展，其旨歸是讓中國人站起來並融入到世界潮流中去

　　以現代人的清醒，以思想家的理智，以革命家的敏銳，以文學家的激情，來系統、縝密、持續地“研究”中國人，並產生廣泛而深刻影響的，首推有著“民族魂”之譽的魯迅

　　魯迅作為文學批評家的一面，在文學與文化新舊並置的時代背景中凸顯出了獨特的歷史意義和思想光彩， 然而他在譯介和批評方面苦心孤詣的付出，遠未得到足夠廣泛的認同和關注

　　張江：今年是魯迅逝世80周年。80年間，斗轉星移，世事變遷，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魯迅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卻始終如一條涓涓細流，從未間斷。尤其在文學方面，不但魯迅當年的創作始終是后人難以超越的高峰，而且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們所寄寓的文學傳統，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魯迅，肇始於魯迅。

　　魯迅為何常讀常新

　　孫郁：今天的中國，魯迅恐怕是被閱讀最多的作家，其影響力從未消退過。

　　閱讀魯迅文本，我們便進入湍急的精神激流，被一遍遍洗刷著。他引領著我們造訪遠古的遺存，也攀援著精神的聖地。他的文風透著熱氣，也散出古老文明的氣息。他有一種顛覆性的智慧，卻又在暖意中流淌著人間愛意。在其留下的翻譯文字、創作文字和整理國故的文字裡，指示著未來文化的方向，“外之既不后於世界之思潮，內之弗失固有之血脈”，一直啟示著一代又一代人。

　　我們的前輩學者早就指出，魯迅的價值在於對中國文化的一次重要的改寫，把“立人”和國民性改造、新文化建設聯系起來。他清楚地看出中國文化裡的問題，又能以現代的眼光重新調整自己的思路。那些豐富的文本不是線性因果的排列，在肯定裡的否定和空無裡的實有，讓人想起愛因斯坦式的智慧。他的每一篇文章都不重復，其創新筆法顯出現代中國人罕有的高度。魯迅早期受到進化論思想影響，后來注重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美學的譯介，形成了自己特別的文化理念和審美精神。他在多維的時空裡構建了自己的詩學世界，而這世界不屬於士大夫式的附庸風雅，也非紳士階級的自戀，他的一切，都和大眾息息相關。

　　魯迅逝世80年了，紀念他的時候，我總想起他晚年幾篇動人的文章。他說無窮的遠方、無窮的人們都與自己有關。那時候，魯迅已經臥床不起，但內心不忘的是苦難中的百姓。他詛咒黑暗裡的遺存，且不斷尋找新的精神之源。與保守主義戰，與各種政客戰，與自己內心舊的精神遺傳戰。他在戰斗中，又有無量的愛意輻射於世間，我們由此看出他內心最為動人的一隅。

　　魯迅為什麼常讀常新？因為其遺產糾葛著歷史的敏感之點，人性的敏感之點，存在的敏感之點。他警惕歷史的輪回，希望在沒有路的地方走路﹔拒絕文學中的瞞與騙，強調赤誠之心﹔反對主奴意識的侵蝕，禮贊人間的正義。在表達自己思想的時候，他敞開著胸懷，又能不斷拷問自己的靈魂，在精神的突圍裡一次次呈現著創造性的實績。當我們遇到困苦和不幸的時候，魯迅文字間流動的智慧與勇氣，會成為我們行走的參照，那些鮮活的思想召喚著我們走在克服困苦的路上。無論是在戰爭時期還是在和平年代，其文字一直像燃燒的燈火，照耀著不斷摸索新路的人們。這是自孔夫子以來罕有的偉人，他的精神的現實性和超越性，乃新文化原點性的存在。重要的還在於，魯迅的經驗對於現代性的明暗、曲直，以及存在的缺陷，都有啟悟的價值，這一點在今天越來越清楚地顯現出來。

　　希望自己文字速朽的魯迅，一直清醒於自己寫作的有限性。他在克服這種有限性的跋涉裡，因了穿透的智性，而逼近精神的無限的可能性。這與康德、卡夫卡對人的主體的內覺的凝視顯示了驚人的一致性，且有了東方式的邏輯。我們古老的文明，因了魯迅那一代人的努力而擁有了現代性的閃光，“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不再是空想。

　　魯迅的著述是百科全書的遺產，寫著我們民族的過去與現在，中華文化的根脈在這裡得以延伸。

　　文化自覺的先驅

　　張江：魯迅的精神遺產中，當然包含了諸如“立人”思想、國民性反思、拿來主義等相對具體的存在，但超越這些具體存在的背后驅動，則是一種發自思想深處的文化自覺。他的文化自覺連結著寬廣而深厚的文化視域，既有對民族文化的憂慮與反思，也有對民族前途的拷問與考量﹔既有對本土文化的診脈和甄別，又有對世界文化的探究和展望。

　　袁盛勇：魯迅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大變局時代。作為一個浸染著傳統也沐浴了西風的讀書人，魯迅在晚清民初應該說是經歷了一個文化感受上的嬗變期，既有感傷、悲憤，也有亢奮和激進，而到了“五四”新文化前夕，他更是甘於沉埋於古碑和拓片之間。其間的寂寞和無聊，在我看來，乃是與一種文化上的悲涼感聯系在一起。此種體驗其實在魯迅早年《文化偏至論》等文言論文中，已有突出表現。魯迅的文化啟蒙，其實就是從這個悲涼的文化感開始的，他在當時中國文化的九曲低洄中感受到無邊落木蕭蕭下的苦楚，但也看到不盡長江滾滾來的文化生命和內在活力。

　　魯迅文化觀的確立經歷了一個過程，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其間亦有一以貫之之處，這就是在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間，魯迅著眼於二者的調適和兼容，以及在此之上的創造性發展。魯迅早先倡導“取今復古，別立新宗”，后來高舉“拿來主義”，並且向往一種“自由驅使，絕不介懷”的漢唐氣魄，這些無一處是引導人們去割裂中國文化的，反而是促使人發揮文化創造的主體性和自信力，中西兼顧，相生相合，進而去創造一種屬於新時代和新世紀的中國文化。魯迅在文學和文化創造的根基處始終著眼於對始源性東西的探尋，他早年所謂的“復古”不僅僅具有歷史性內涵，更具有形上的方法論意味，其間是寄寓了一種文化生命的民族向度和人文情懷的。魯迅的文化觀始終具有一種生命的熱度和民族情懷，與其說他是從文化民主主義走向世界主義，毋寧說是用新的世界視野和人類情懷重構內心深處的文化民族主義，其旨歸是讓中國人站起來融入到世界潮流中去，讓一盤散沙似的中國發展成一個真正的“人國”，而不至於從“世界人”中被擠出。因此，作為現代中國的思想先驅，魯迅的文學和文化之路是中國文化自我拯救和復興之路延續與發展的一部分，而非割裂和阻斷。

　　文化的自覺是跟知識分子的人文意識聯系在一起的。魯迅在《狂人日記》中揭示了鮮血淋漓的某種屬於東方的沉淪，“救救孩子”的呼聲至今仍回蕩在歷史和現實之中﹔也塑造了愁苦可憐但又於無意識中具有某種超越性精神內涵的阿Q，深刻揭示出某種國民性的病根﹔即使在《野草》一類充滿詩意和人生哲理的創作中，自稱所採擷的也不過是地獄邊緣的幾朵白色小花，令人無法產生更多美的遐想。如此等等，魯迅其實在對“鐵屋子”體驗的多維度展示中，也把自己的心燒在其間。魯迅未嘗不是狂人，未嘗不是阿Q，但其更心系來自無窮遠方的人們，樂於驅逐和審視人間的鬼魅，這又何嘗不是他筆下那個執著前行的過客。所以，魯迅文學實踐中的批判和解構，並非是一種所謂文化的破壞，他不倦地往前走去，指向人生和文化之路的建構。這無疑是一種更為深刻的文化自覺。

　　當然，魯迅是人不是神。魯迅在文學和思想實踐中前行的路，也是一條在猶豫彷徨中掙扎前行的路。他的掙扎與批判，其實就是一個知識分子在特定歷史境遇中的文化自覺，在這自覺中，現代中國文化的某些現代性缺陷才會得以顯現，也才會獲得拯治。在這個意義上，坦然而真切地面對魯迅及其他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的先驅，回到一個復雜而完整的魯迅那裡去，在我看來，乃是對於魯迅精神的自覺承繼和光大。或許惟其如此，魯迅才會永遠生動地活著——是的，在人類文學和思想的天空，魯迅是永遠不會逝去的存在！

　　魯迅與民族魂

　　張江：魯迅先生被稱為“民族魂”。為什麼偏偏是魯迅獲此高譽？僅僅是因為魯迅逝世的時候人們把一面寫有“民族魂”三個大字的旗幟蓋在了他的身上？在我看來，最重要的還是在於，終其一生，無論是日本學醫期間的“幻燈片時間”，還是后來的棄醫從文﹔無論是“救救孩子”的吶喊，還是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魯迅始終是在為中華民族的前途和未來而彷徨，而吶喊。

　　李繼凱：有“民族魂”之譽的魯迅，是我們心目中具有現代風范和引路作用的“大先生”。他年輕時就曾說過：“學說所以增人思，文學所以增人感。”作為“大先生”的魯迅便是既能引人多感，更能引人多思的極具感召力和啟發性的一位現代文化巨人。一個偉大的民族必有其偉大的“民族魂”，也必有能夠代表其文化精魂的文化巨人。身處歷史轉型時期的“大時代”，魯迅便是應運而生的文化巨人。很明顯，“民族魂”與魯迅的關聯，不是偶然的遇合或權力決策，而是民眾和知識界不約而同的長期感知與認同。

　　魯迅的人生追求，可以看作是有異於古代文人“舊三立”（立德、立功、立言）的“新三立”（現代文化價值觀重構中的立人、立家、立象）境界。許多人認為魯迅僅僅是“破壞型人物”，缺少“立得住的東西”，其實，魯迅在“立人”（倡導現代人的充分自覺）、“立家”（眷顧個人、集體、國家乃至人類之家）和“立象”（創造以文學、學術及書法等為代表的形象化、符號化世界）方面，貢獻了許多標志性的重要成果，留下了豐富的深深地烙有魯迅印記的文化遺產。

　　以現代人的清醒，以思想家的理智，以革命家的敏銳，以文學家的激情，來系統地、縝密地、持續地“研究”中國人，進行空前的徹底的民族反省，終生為民族及其子民們的自我更新而奮斗，並獲得了卓越的成就，產生了廣泛而深刻影響的，在中國文化史上，迄今為止，仍應首推有著“民族魂”之譽的魯迅！這或許可以說是對魯迅研究領域“三家說”（思想家、文學家和革命家）的積極繼承和闡釋。在“三家說”的整體評價中，包含了很多耐人尋味的意蘊。即使最容易引人質疑的“革命家”之說，至今也會進一步激發人們對魯迅與革命、魯迅與時代、魯迅與啟蒙等問題的深入思考。尤其是結合魯迅的一生追求和深切認知，對“有度”的革命和“無度”的革命的區別理解與准確把握確實很有必要。其中尤其要把握住革命與啟蒙的兼容、互動關系，避免頑固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導致的誤解和誤用，這方面的歷史教訓可謂沉重，我們理應從魯迅的豐富思想中獲得啟示。

　　魯迅與文學批評

　　張江：作為文學家，魯迅當然首先是個偉大的作家，同時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批評家。魯迅在文學批評領域的建樹，可能絲毫不比創作方面遜色。魯迅的文學批評不是刻意為之，也沒有任何理論野心，他的批評文字大多分散在各種雜文、書信、序言之中，而恰恰是這種隨性之作，反而蘊含著諸多真知灼見，今天讀來仍然富於啟發。

　　李林榮：對於歷史人物的紀念，在凸顯和強調他們凝固在某一點或某一方面的形象和業績時，他們在其他方面的飛揚鮮活，就容易從我們眼前黯淡、模糊，以至於消失。魯迅的文學批評實踐，正屬於我們每談論起魯迅時，多半沒有予以足夠重視乃至忽略的一項內容。

　　今天我們從文學批評的視閾去回望魯迅的歷史形象，首先應看清楚相關的時代背景：在魯迅所處的時代和魯迅的思想意識裡，文學和文化在整個社會空間是以新舊雙重並置的結構存在的，而且舊的一重已是現實的強勢存在，新的一重還只是觀念大於實踐、理想大於現狀的弱勢存在。當時的文學批評，在這個雙重並置的文學、文化空間裡，不但沒有可以寄生其中或依附其上的強大豐厚的新文學創作的現成積累，相反，還要擔當起為新文學和新文化的創造奮力闖開生路和通路的責任，從觀念和輿論上為新文學和新文化的存在和發展確立合法性、正當性，從現實影響上對充塞、浸透了整個社會空間的舊文學和舊文化展開整理和批判。

　　魯迅作為文學批評家的一面，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凸顯出了獨特的歷史意義和思想光彩。他從改造國民精神的思想起點上出發的文學道路，第一步就踏在了改造中國文學自身的方向上。而改造中國文學的策略和方法，魯迅棄醫從文之初的選擇，就是譯介域外文學和熔鑄在譯介實踐中的新文學批評的建構。“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1909年在為自己平生第一部譯著《域外小說集》寫的序言裡，青年魯迅曾對自己這種“從別國裡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選擇，表現得豪情滿懷。

　　此后，雖經幾度曲折，憑著表現深切、格式特別的小說創作和深刻犀利的雜文，而躋身新文學驍將之列的魯迅，在創作之余，始終沒有中斷把對外國文藝的譯介和面向本國文學的批評兩相結合的艱辛探索。與他的創作所受到的廣泛矚目相比，他在譯介和批評方面苦心孤詣的種種付出，無論是當時還是后來，都遠未得到足夠廣泛的認同和關注。但貫穿在“竊火煮肉”式的譯介與批評實踐中謀求中國文化復興的魯迅方法、魯迅策略和魯迅道路，越是在我們的民族需要大步前行、奮發自強的時候，就越是值得我們認真反顧、重新審視。

　　張江：今天還需要讀魯迅嗎？與魯迅相連的文學傳統還有必要堅守延續嗎？閱讀魯迅，堅守魯迅傳統，意味著不懼沉重，意味著反思與精神自剖，這個過程中難有愉悅的體驗。相比之下，那些雞湯散文、娛樂小說讀來要快意得多。對此，隻需要明白一個道理，一百份甜品也沒有一份主食營養豐富，雖然甜品更甘飴可口。

　　《 人民日報 》（ 2016年11月04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