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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去山西旅行,晉商大院是必定要去的,祁縣喬家大院即是代表之一。進到喬家大院,人們便會看到一個“百壽圖”照壁,照壁兩側鐫刻有“損人欲以復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的楹聯,意為引導人的欲望以達公理,積蓄道德而有禮法。此聯原為晚清中興名臣左宗棠拜訪喬致庸時題贈,既是對喬家家風的贊譽,也道出了喬家家訓的內涵與精髓。
喬致庸(1818年—1907年),喬家第一代當家人喬貴發的孫子,正是在他的努力經營下,喬家生意日漸興隆,達至鼎盛,曾有“先有復盛公(喬家商號),后有包頭城”的說法,所屬商號、票號遍布各地。能有此成就自然離不開喬家“損人欲以復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的家訓家風。
喬致庸治家甚嚴,他除以《朱子治家格言》為准則規范子孫日常行為,還在祖訓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家規,擬定六不准:不准納妾、不准虐仆、不准嫖妓、不准吸毒、不准賭博、不准酗酒。身為商人家族,他經常告誡子孫:經商首重信,次重義,最后才是利,且須戒驕、戒貪、戒懶。喬致庸晚年對孫子喬映霞維護家族繁榮寄予厚望,常教誨他唯無私才可訟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對其立身行事產生了很深影響。喬映霞成為喬家掌門人后,更是嚴格恪守家訓家規,治家以嚴,經商以信。
喬致庸樹立的家訓家規,喬家子孫基本都能夠嚴格遵守﹔而其最主要的影響還是體現在他們於商業經營活動中堅持以信為本、以義取信。清末某年山西糧油欠收致油價上漲,喬家復盛油坊從包頭調運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銷售,然經手伙計卻暗中往油裡摻假、以次充好牟取暴利。此事被掌櫃發覺,立即追回假油,重新灌裝好油銷售,並開除涉事伙計。雖然此次油市貿易中喬家蒙受損失,卻贏得客戶信賴與贊譽。商品交易中常有不法商販缺斤短兩,坑蒙客戶,然喬家商號所售商品不僅未有短缺,有時實際重量還會多一些。在包頭,喬家復字商號賣一斤面粉實則一斤一兩,一下吸引住客戶,進而掌控了包頭的面粉市場,同時也留下喬家復字號“大斗賣出”的美譽。
喬家對建立有相互業務往來商號的“相與”十分慎重,然一旦確立則善始善終,示以寬厚仁義。20世紀20年代初,喬家在包頭的某“相與”生意虧損,其東家欠喬家復字號數萬兩白銀無力償還。而喬家當家人喬映霞卻將欠款一筆勾銷,他認為,與其花錢打官司逼債,不如花錢買個厚道,加深交情。實際上,這些欠債者為維護自家商號聲譽,一旦境況有所好轉,便會陸續償還欠款。而喬家的信義之舉也贏得了更多客戶,各商家都願意與之往來生意。
1930年中原大戰,山西軍閥閻錫山敗北,致使山西自己發行的“晉鈔”大幅貶值,幾成廢紙。此種境況下,喬家大德通票號並未想著發戰爭財,而是把歷年公積金拿出來按照新的幣值兌換給要取款的儲戶,由此造成30萬兩白銀的虧空。對此,喬映霞曾講到,即使大德通因此倒閉也不至於讓自己人淪落到衣食無著的地步,但對儲戶來說則會威脅到他們的身家性命﹔孰輕孰重,不言自明。
有人估計,至清末,喬家在全國各地的票號、錢庄、當鋪、糧店等有200多處,流動資金多至700萬—1000萬兩,加之不動產,資產可達數千萬兩白銀。自光緒以后,清朝諸多朝廷要員、封疆大吏,山西本省各級官員多與喬家有過交往。足見喬家富甲一方,影響深遠。而其家族事業能延續200余年,除歷代掌門人苦心經營外,則與其家規正人、家風興業的良好家訓家風密不可分。
(作者為河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