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圖源於網絡）

蘇軾作為詩、文、書、畫無所不能，異常聰明敏銳的文藝全才，是中國后期封建社會文人最親切喜愛的對象。其實蘇的文藝成就本身並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遜色一籌，然而他在中國文藝史上卻有巨大影響，典型意義在於他是當時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鮮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開其端的進取與退隱的矛盾雙重心理發展到一個新的質變點。

蘇軾一方面忠君愛國，學優而仕，抱負滿懷，是謹守儒家思想的人物，甚至有時還帶著似乎難以想象的正統迂腐氣，但是蘇留給后人的主要的形象並不是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這一面才是蘇之所以是蘇的關鍵所在，蘇一生並未退隱，也從未“歸田”，但是他通過詩文所表達出來的那種人生空漠之感，卻比前人任何口頭上或事實上的“退隱”“歸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為蘇所表達出來的這種“退隱”心緒，已不只是“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阮籍），“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陶潛）那種具體的政治哀傷，而是對整個人生、世上的紛紛擾擾究意有何目的和意義這個根本問題的懷疑、厭倦和企求解脫與舍棄，這當然比前者更要深刻一層，前者（對政治退隱）可能做得到，但后者（對社會的退隱）實際上不可能做到，除了出家當和尚，然而當和尚也得吃飯穿衣，仍有苦惱，也仍然逃不出社會，這便成了一種無法解脫而有要求解脫的對整個人生的厭倦和感傷。

如果說《春江花月夜》之類對人生自我意識只是少年時代的喟嘆，雖說傷感，並不覺重壓，那麼這裡就剛好相反，盡管沒有多談，卻更感沉重，正是“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就在強顏歡笑中，不更是透出那無可奈何、黃昏日暮的沉重傷感麼？這種整個人生空漠之感，這種對整個存在、宇宙、人生、社會的懷疑、厭倦、無所寄托的深沉喟嘆，盡管不是那麼非常自覺，卻是蘇軾最早在文藝領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來的。無論是“寄蜉蝣與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的“提問”或是“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的“解答”﹔無論是“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是造物者之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的“排遣”或是“道士顧笑，予亦驚語，開戶視之，不見其處”的飄渺禪意，實際都與這種人生空漠、無所寄托之感深刻地連在一起。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宋人筆記中傳說，蘇作了這首小詞后，“挂冠服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為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誰料“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正睡覺哩！根本沒去“江海寄余生”。本來，又何必那樣呢。根本逃避不掉這人世大羅網，也許隻有在佛學禪宗中，勉強尋得一些安慰和解脫吧。

正是這種對整體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脫而未能，欲排遣反戲辱，使蘇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談世事而頗作玄思﹔於是，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他在美學上追求一種朴質無華、平淡自然的情趣韻味，一種退避社會、厭棄世間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態度，反對矯揉造作和裝飾雕琢，把這一切提到某種透徹了悟的哲理高度，無怪乎古今詩人中，就隻有陶潛最合蘇軾的標准，隻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陶淵明，才是蘇軾所願頂禮膜拜的對象。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蘇所傳達的就是這種攜帶某種禪意玄思的人生偶然的感喟。盡管蘇軾不斷地進行自我安慰，時時出現一副隨意而安的“樂觀”情緒，“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而徐行”﹔“鬢微霜，又何妨”……，但與陶淵明、白居易等人畢竟不同，其中總深深地埋藏著某種要求徹底解脫的出世意念。無怪乎具有同樣敏銳眼光的朱熹最不滿意蘇軾了，他寧肯贊揚王安石，也絕不喜歡蘇東坡。王船山也是如此。他們都感受到蘇軾這一套對當時社會秩序具有潛在的破壞性。蘇東坡生得太早，他沒法做封建社會的否定者，但他的這種美學理想和審美趣味，卻對從元畫、元曲到明中葉以來的浪漫主義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驅作用。直到紅樓夢中的“悲涼之霧，遍布華林”，更是這一因素在新時代條件下的成果。蘇軾在后期封建美學上的深遠多典型意義，其實就在這裡。（文/李澤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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