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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卡·羅森 |
今年5月,牛津大學教授杰西卡·羅森應北京大學的邀請,在北京作了4場演講。總題目是“中國與她的鄰居們,近與遠,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1000年”。4場講座,以4個不同的時間框架,考量古代中國與早期西方社會不同的發展路徑以及彼此聯系。羅森認為,學者們常把中國的歷史與考古學置於一個獨立的地理單元內討論,這與中國文明所產生的世界性影響不相匹配。
杰西卡·羅森是英國藝術史和考古學家,曾任大英博物館東方部主任多年,后擔任牛津墨頓學院院長,牛津大學副校長代表,也是英國爵級司令勛章獲得者(DBE)。在西方學者中她是最活躍的中國考古與藝術研究者。
初見羅森是2005年。李約瑟研究所的梅建軍教授介紹我到牛津去拜訪她。英格蘭的冬日,天氣濕冷,我躲在墨頓學院的門房裡避風。仰頭觀看樓內的古老裝飾時,她推門進來,我們撞個正著,都嚇了一跳。真正和她熟悉起來,是2013年。那一年,她應聖約翰學院的邀請來劍橋做“斯萊德”系列講座。在8場講座中,羅森深入地討論了古代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系。那時我已博士畢業,在麥克唐納研究所做博士后,與馬丁·瓊斯合作研究史前時代的“食物全球化”問題。當時,我正在思考農業傳播過程中“接納”與“拒絕”的問題。羅森對技術(或物質形式)傳播過程中被拒絕與被轉化的看法,對我產生了影響。
羅森教授治學視野廣闊,讀者在《祖先與永恆》一書中可領略全貌。關於古代中國與外部世界,羅森的核心觀點是:自公元前3000年(或前2500年)以來,中國一直以她自己的方式與外部世界發生聯系(這裡的中國指中原地區),其社會與物質系統一早就呈現出“中國特色”。大凡傳入中國的新技術,都要被本土化。中國隻接受那些可以被本土化的新鮮事物,對難於轉變的事物加以拒絕。比如青銅,原本作為一種武器技術在歐亞間傳播。一旦進入中原地帶后,很快與本地的祭祀傳統融合,於是,武器變成有禮儀功能的炊具和酒器。金器則提供了一個相反的例子。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金被拒之門外,原因可能是它很難融入建立在“賞玉”基礎上的審美傳統。
我的一個研究重點是農作物的長距離傳播。和羅森談話的一個焦點是,西方的農作物在向東傳播的過程中,是否同樣被“選擇”與“轉化”了呢?譬如小麥種植技術,在東傳的過程中失去了原有的品種豐富性但增加了季節多樣性。在西亞地區,新石器時代的人們種植有多種小麥。公元前2000年前后,隻有面包小麥一種傳入中國。此時盛行於西亞和歐洲的“一粒小麥”“艾瑪硬粒小麥”和“斯佩爾特小麥”等都被東方的飲食傳統所拒絕。與青銅的情況相似,小麥進入中國后似乎也經歷了本土化的過程,原有的冬季生長特征可能被改造成多季節生長。冶金技術在傳播的過程中也遭遇了相似的抵抗。“考古材料本身隻能告訴我們哪些物品從外面傳入中國,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外來因素會在此時此地出現。”羅森說。
我們可以把中國的版圖分為三個區域。以夏季風的北緣為線,有東南的“中原”與西北的“草原”地帶。在這兩個氣候、經濟、文化截然相反的地理單元的中間,有一個被羅森稱為“中國弧”(China’s arc)的區域。“中國弧”的想法來源於童恩正“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的假說,北起東北三省和赤峰地區,經內蒙古河套、隴東、青海東部、川西,連接西藏東部與雲南。在“中國弧”的西側,古代文化發展的步伐與歐亞大陸中心地區趨同。在其東側,古代中國以獨特的面貌示人,踏著不同於歐亞“草原”的發展步伐。而“中國弧”,是東西方交流的紐帶。前面提到的種種“接納”與“拒絕”都首先發生在這個中間地帶。在羅森的許多論述中,“中國弧”和中國物質文化的抵抗力,是理解歐亞歷史長時段效應的一把鑰匙,是一個“超穩定結構”。
討論這個地理結構必須首先承認一個基本假設:古代中國與西方早期社會(包括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和歐洲)有本質上的差異。例如,新石器時代早期,生活在這兩個區域的人群選擇了不同的動植物進行馴化,創造了不同的飲食文化。差異還集中地表現在對物質形式的取舍上。中國文化對玉的推崇對應了西亞和歐洲對黃金的崇拜。物質形式的背后是觀念,它們體現了社會價值的區別。“一個崇尚汽車所代表的速度與未來發展的社會,其所重視的價值與一個以供奉祖先的青銅器來體現個人成就的社會相當不同。”羅森說。
一定程度上,我認為羅森的討論過於依賴中國與西方社會的不同性。如果我們將非洲和美洲大陸的情況也置於比較的框架下,自青銅時代以來,歐亞大陸古代社會所體現出的相似性,其實是很難忽視的。
1975年,羅森第一次訪問中國。這次訪問是對1974年中國文物在倫敦展覽的回訪。她作為英國博物館代表團的一員來到中國。那次訪問中,她見到了夏鼐。在后來與中國學者更多的接觸中,中國學者都給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近年來,她與中國學者交流很多,也招收中國學生。歐美學者很難真正以“中國人”的視角看待中國,而中國學者,有時又會受限於自己的東方視角。而杰西卡·羅森本人,正是那個溝通東西的“中國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