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點“六經” 滋養精神（書裡乾坤）

　　開欄的話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書籍是人類知識的載體，人類智慧的結晶，也是人類進步的階梯。讀書對於一個人的成長進步很重要，對於領導干部提高自身素質、做好工作更為重要。學史可以看成敗、鑒得失、知興替﹔學詩可以情飛揚、志高昂、人靈秀﹔學倫理可以知廉恥、懂榮辱、辨是非。中國人歷來講究讀書修身、從政立德。讀書、修身、立德，不僅是立身之本，更是從政之基。

　　今日起，我們開設“書裡乾坤”欄目，邀請名家大家研讀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當代馬克思主義經典、古今中外優秀傳統文化典籍，以及各領域經典文本和新知識新成果。通過研讀，我們可以吸取修身處世、治國理政的智慧和經驗，養浩然之氣，塑高尚人格，不斷提高人文素養和精神境界。

　　書裡乾坤大，心中日月長。

　　二十年前，我在《中國現代學術要略》中曾經提出：“學術思想是人類理性認知的系統化，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於今思之，中華文化能夠貢獻給世界的，我認為是人之為人的、群之為群的、家之為家的、國之為國的一整套精神價值論理。這些價值理念的精神旨歸，是使人成為健全的人，使群體成為和諧的群體，使家成為有親有愛有敬的和睦的家，使國家成為講信修睦、懷柔遠人的禮義文明之邦。

　　中國文化最主要的價值理念都在“六經”。“六經”指《易》《詩》《書》《禮》《樂》《春秋》六種文本經典。《樂》這一經沒有文本傳下來，是為“五經”。但也有一種說法，認為《樂》本來就沒有文本，是跟《禮》結合在一起的，所以“禮樂”並稱。盡管后來看到的是“五經”，可是學者們習慣上仍然稱為“六經”，直到清代還是如此。

　　“六經”經過孔子刪訂，是中國現存的最原初的文本經典，是古人智慧的結晶。上世紀的大儒馬一浮，稱“六經”為中國文化的最高的特殊的形態。大哲學家熊十力則說，“六經”是現代人做人和立國的基本精神依據。這些判斷，時至今日也沒有過時，反而愈見其見解獨到。

　　我近年從“六經”裡面，也包括后來成為“十三經”的《論語》《孟子》《孝經》裡面，抽繹出幾組價值理念，包括仁愛、誠信、愛敬、忠恕、廉恥、和同六組概念。這些概念范疇是中國文化中具有永恆性、普遍性的價值理念，既適用於古代，也適用於今天，不僅適用於中國人，也適用於全世界。

　　1.仁愛

　　仁愛是中國文化裡非常核心的觀念。孔子認為“仁”的主要內涵是“愛人”。孟子也明確說：“仁者愛人” “愛人者，人恆愛之”。中國文化裡的愛，是一種博愛。按孔子的說法，是“泛愛眾而親仁”。“仁”是集親、愛、寬、博諸義於一體的概念綜合。

　　這緣於“仁”這個漢字的會意構成。《說文解字》解釋“仁”字為：“仁，親也，從人二。”“親”是指親密。“人二”則是“二人”。意思是說，仁與不仁須要在人和人的關系中顯現出來。漢代大儒董仲舒講得更直接：“仁者所愛，人類也。”亦即仁愛是愛整個的人類的一種博愛。所以《禮記·中庸》說：“仁者，人也。”仁愛之愛，還會及於萬物。孟子有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因此董仲舒又稱“仁”是一種“天德”，帶有“無窮極”的特點，也就是具有終極價值。

　　2.誠信

　　誠信是中國文化裡非常重要的價值理念。孔子講，“民無信不立”“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孟子說，“朋友有信”。老子也講，“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中華文化的原初經典把“信”放在非常高的位置。

　　內裡面有誠，外面才有信。無誠，便不可能有信。講“誠”最多的是《中庸》，其中說，“誠”是“天之道”，是“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而想要“立誠”，是“人之道”。《中庸》把“誠”視作“天道”和“人道”的核心問題。

　　“立誠”的理念，早在《易經》就明確提出來了。《易經》乾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話寫道：“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這裡的“修辭立其誠”，就是明確提出的“立誠”。

　　人生在世，究竟何欲何求？仔細想來，《易經》乾卦這兩句話全包括了。人生在世，一個無非是想把自己變得更好一些，成為一個有修養的人，受尊敬的人。做到這一點，首要的是要講誠信。這就是“忠信所以進德也”。人生的第二層要義，就是事業有成，在某一方面的專業上有自己的建樹，能夠安居樂業。“居業”的前提是“立誠”，所以是“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3.愛敬

　　中國文化的另一個核心價值理念是“愛敬”。“愛敬”是從家庭秩序中衍生出來的。父子、夫婦、弟兄之間的關系，都有愛和敬存在。如果一個人對自己的尊長親人做到有愛有敬，對家庭以外的其他人也不至於太不好，至少不會輕慢別人。因此《孝經》說，“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把愛敬看做人生之本和生死大義。人的哀愁和悲痛的情感，最初也是從家庭親人的困厄、不幸中因感同身受而產生的。

　　對“愛敬”這個價值理念，魏晉時期劉劭的《人物志》解釋得最為恰切。《人物志》裡寫道：“蓋人道之極，莫過愛敬。是故《孝經》以愛為至德，以敬為要道。”把“愛敬”看成是人道之極，可見“愛敬”這個價值理念在中華文化中的位置。

　　“敬”當然可以包括尊敬師長、尊敬前賢，尊敬長輩。但“敬”的價值論理的哲理義涵，是指人作為生命個體的“自性的庄嚴”。“敬”是人的內在性格、性體、本性的精神安頓之所，傳統文化中很多道德規范都跟“敬”有關系。譬如，“孝”的精神內核是“敬”。中國傳統社會對官員的察選，如果不孝敬父母，就沒有做官的資格。忠敬、誠信的人，一定孝敬父母，能孝敬父母才能成為忠於職守、仁愛天下的賢者。

　　舉凡一切禮儀，都必須有“敬”的精神。《左傳》裡的一句話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就是祭祀，戎則是軍事行動。無論祭祀還是軍事行動，都不能沒有“敬”。軍事行動也要懂禮儀。《左傳》有很多記載，很多戰爭的發生，都是由於“不敬”或“大不敬”，引起強者一方的軍事行動。現代社會，處理國家與國家的關系，涉及外交事務，講禮儀、懂敬，同樣非常重要。禮儀、敬，是文明的指標﹔文明與不文明的重要分野，在於禮儀。

　　4.忠恕

　　“忠恕”在孔子那裡是通貫全體、貫徹始終的思想。忠和誠可以互訓，誠者必忠，“主忠信”是孔子至高的道德律令。弟子樊遲問什麼是“仁”，孔子回答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可知“敬”和“忠”都是仁的構件。

　　“忠”和“信”更為密切。取信的要道是“忠”。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一、二兩項內容，第一是“為人謀而不忠乎？”第二是“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忠和信是與人交往隨時需要反省的問題。孔子還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裡，行乎哉？”如果做到了“忠信”，而在行為上又能體現出庄重和禮敬，即使走到不那麼文明的異邦，也能立得住腳跟。相反，如果言不由衷，對人不能以誠相待，得不到交往對象的信任，行為上又輕慢無禮，即使在自己的家鄉也照樣吃不開。

　　忠恕的“恕”，按孔子的解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這一價值理念所含蘊和所要求的義涵，通俗地說，就是設身處地，將心比心，換位思考，自己不喜歡不希望的東西不要強加於人。我認為“恕”這個價值理念，彰顯了中華文化的異量之美。這是中國文化貢獻給人類的一個偉大的思想。世界人文學界非常重視孔子的這一思想，把它奉為人類共同遵行的道德金律。

　　5.廉恥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 《禮記·中庸》把好學、力行、知恥，當作修身的三要素。一個人的修為，自然離不開吸取知識，這也就是《禮記·大學》所說的“格物致知”。因此“學”是修身的第一要素。

　　學了以后何為？如果成為裝知識的器皿，或者從知識到知識，學了等於不學。學的要義，在於用，在於踐行。此即古人常講的“知行合一”。所以修身的第二要素是“力行”。學習了，也踐行了，離“仁”就不遠了，至少是走向通往“仁”的道路上。

　　但無法保証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正確無誤。出了錯誤怎麼辦？要能夠反省，善於反思，找出原因，知錯改錯，力戒重犯錯誤。當認識到錯誤的時候，人的良知會讓自己感到羞愧，感到后悔，感到不好意思。能做到這一層，就是“知恥”的表現。“知恥”是改過的前提。所以修身的第三要素是“知恥”。

　　智、仁、勇在古代被稱作“達德”。具有了智、仁、勇的德品，就可以做到大的判斷不致發生錯誤，遇到困難不會感到憂慮，面對威脅無所畏懼。就是孔子說的：“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修身的三要素中，“知恥”尤不可輕視。恥感是人成為人的一個文明指標，孟子稱之為“羞惡之心”。孟子說，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的“四端”。惻隱之心就是同情心，是“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辭讓之心指文明禮貌﹔是非之心指社會的公平正義﹔羞惡之心則是“知恥”。

　　“恥”跟“廉”構成一個組合概念，“廉恥”。管子的一個著名論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禮”是文明秩序，“義”是社會正義，“廉”是節儉廉潔，“恥”是道德的約束和自律。禮義廉恥沒有了，國家的處境就危險了。明清之際的大學者顧炎武曾經說過：“廉恥，立人之大節。”他說，如果不廉，將無所不取﹔而不恥，將無所不為。他還說過：“士大夫之無恥，是為國恥。”

　　6.和同

　　“和而不同”是中國人面對這個世界的總原則。“和同”思想源於《易經》。《易》的系辭概括為：“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這是說，人們的不同，常常表現為途徑和方法的不同，終極目標是相同的，所以最終會走到一起。人類社會的存在形態，人們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彼此之間是不同的，但生活的價值追求，人的心理指向，往往有相同的一面。孟子對此說得很明白：“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 好吃的食物、好聽的音樂，多彩的顏色，人們都會喜歡，在這點上人和人是相同的。既然在這方面有同樣的感受，那麼人的“心”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東西呢？回答是肯定的。人心所相同者，是“理”和“義”。

　　孟子講的“心”，也可以做“心理”解。大學者錢鍾書先生說過：“東海西海，心理攸同。”所以，人與人之間的不同，遠沒有想象的那麼多，夸大人類的不同，是文化的陷阱。而且在人類的不同之中，也有“同”的一面。正因為如此，人和人之間、文化和文化之間，才可以溝通，不同也能夠共存於一個統一體中。

　　不同文化之間可以共存、溝通、融合，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固有的理念。這個理念基於中國文化的“和”的觀念。“和”是由諸多的“不同”構成的，沒有不同，便無所謂和。所以孔子的著名論斷是：“君子和而不同。”

　　宋代的思想家張載，有名的“四句教”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還有另外的“四句教”：“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大意是說，這個世界是由一個一個的生命個體組成，有人類的、動物的、植物的，這些生命個體都是不同的。因為他是對整個宇宙世界發言的，所以我把這四句話稱為“哲學四句教”。

　　張載“哲學四句教”給我們的啟示是深遠的。反觀現實，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總括性的看法，就是：這個世界有差異，但差異不必然發展為沖突，沖突不必然變成你死我活，而是可以“和而解”的。有了這個觀念，很多事情會得到更恰當的處理。

　　大文豪魯迅有一首詩是關於戰后中國和日本的關系的，其中有兩句：“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國與國之間，都不應該培養仇恨。“仇”是可以化解的，應該走向“和而解”。

　　（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