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轍的品格

蘇轍畫像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宋代士大夫的襟懷，也是他們的器識與宏願。蘇轍的士人精神和文化品格，正是這種精神世界的真實寫照。

　　蘇轍所處的時代，正是士族階層消亡殆盡，庶族階層積極登上歷史舞台的時期。趙宋王朝的崇文政策，為出身庶族家庭的蘇轍帶來了機遇。其時，朝廷內有“三冗”問題，外有西夏、遼的威脅，蘇轍與許多士大夫一樣，心懷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經世致用之心，他說：“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自齊州回論時事書》）“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過人，而其所認說，乃有矯拂切直之過”（《上曾參政書》），自謂其《歷代論》“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歷代論·引》），甚至還對真宗朝宰相王旦的做事行為提出批評：“（王）旦事真宗，言聽諫從，安於勢位，亦不以正自終，與（馮）道何異！”（《龍川別志》）

　　蘇轍這些議論，都是他經世致用之心的真實流露。蘇轍登上政治舞台后，積極活躍於北宋中期的政壇，並成為元祐時期著名的政治人物，既不依附司馬光等元老大臣，也不畏洛黨諸人的攻訐，體現了宋代士大夫“以面折廷爭為職”（《朱子語類》）的精神。他在元祐之后，即使不被人主所用，處於貶謫的悲慘境地，也要著一家之言，以求有用於當世。他曾說：“士生於世，治氣養心，無惡於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為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歷代論·引》）就是這種心態的體現。蘇轍這樣的言行，正是宋代士人積極參與社會現實的真實寫照。

　　北宋中期，士大夫注重名節的道德意識很強烈。《宋史》言：“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蘇轍在這種道德相尚、名節相高的士林風習中，注重自身的修養和人格完美。他在貶謫期間，以顏回的境遇激勵自己說：“嗟哉古君子，至此良獨難。口腹不擇味，四體不擇安。遇物一皆可，孰為我憂患……欲忘富貴樂，托物僅自完。無托中自得，嗟哉彼誠賢。”（《寄題孔氏顏樂亭》）蘇轍在身處逆境之后，體味到了顏子“簞食瓢飲”的精神境界，於是以一種安貧樂道的精神鼓勵自己。

　　蘇轍推崇孟子，對其養成的“浩然之氣”進行了自己的解釋，他說：“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乎外，其中潢漾，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御。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死生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吳氏浩然堂記》）在蘇轍看來，作為君子，隻有治心養氣，加強自身道德修養，養成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才能達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的思想境界。

　　蘇轍還常以“幽蘭”來比喻自己高潔的品質，如“蘭生幽谷無人識，客種東軒遺我香。知有清芬能解穢，更憐細葉巧凌霜。根便密石秋芳草，叢倚修筠午蔭涼。欲遣蘼蕪共堂下，眼前長見楚辭章。”（《種蘭》）蘭之品質，超凡脫俗，似美人，猶君子。蘇轍以蘭自喻，說明其發自內心的名節情懷，是一種個體生命道德價值的安頓，在他尊崇顏回、孟子的言語中，我們可以明顯感受到他的這種道德情懷。

　　蘇轍因為有了士人精神、時代精神和個人性格特征的堅強支撐，他的文化品格便有了宋代士人的特質類型，即經世性、道德性和沉潛性。

　　（作者為西北師范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