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鄱陽湖諸縣人,自古與風浪斗,與湖匪斗,與越界捕魚的鄰居斗,故民風粗獷剽悍。如評選前三,無論怎樣都拉不下余干,外縣人作如是觀,余干人應該也不會否認。
余干鄉間的壯年男子大多健壯黝黑,腳板抓力如鐵錨,目光銳利如鸕鹚,這是粗獷的表征之一。余干方言簡短、急促而鏗鏘,像戰斗的鼓點,這是表征二。余干地名霸氣直白:大塘、大溪、雷灣、烏泥、沙窩、野圩塘……有水鄉之印跡卻無江南之柔媚,這是表征三。
余干自秦代就已建縣。隋朝之后,佔領了小半個中國的義軍領袖、大楚國皇帝林士弘兵敗豫章后,在余干上冕山筑城自保,留下許多血色逸聞。元朝末年,朱元璋和陳友諒大戰鄱陽湖,對於那場戰爭的主戰場,各縣縣志各說各話,但朱元璋為紀念殉職將領修的忠臣廟,卻選在余干的康山,至今仍香火鼎盛。
余干最有名的特產是菜蔬中的男子——辣椒,明清時曾是地方官取悅宮廷的貢品。目前,南昌、上海都有不少打著余干辣椒炒肉招牌的飯館。菜市場的余干辣椒最高能賣到七八十元一斤。
余干辣椒個小、皮薄、肉厚,辣度並不太高,細嚼有一絲香甜,與四川的辣、湖南的辣均無相似點。當地人有個形象的總結:辣嘴不辣心。不僅不傷胃,還能助消化。
據說最正宗的余干辣椒產自洪家嘴鄉楓樹下的李家村。我去到那裡時,老楓樹早已在數年前的一場洪水中倒下,辣椒地倒更肥沃了。辣椒離開李家村口感就會走樣,隔一條河溝都不行。專家說,李家村的田地是信江的泥沙堆積而成,含沙量大,礦物質也豐富,極適合辣椒生長。
也有人解密,李家村的辣椒品質特別,與獨特的育種方法有關。秋天一過,李家村的人便把辣椒種子裝在內衣貼胸的口袋,一捂就是整個冬天。用心口的溫度孵熟的種子繁衍出的辣椒當然不同凡響。這說的應該是幾十年前的事,但我莫名覺得極有說服力。
過去的許多年代,辣椒基本可以寫意余干人的性情。但這土地不隻養育辣椒,余干的氣質,一直在隨著世事變遷添加異質和新鮮的元素。
余干植入我記憶的第一重意象,其實是女性化的油紙傘。上世紀90年代我到余干參加高考監考,帶回的紀念品就是一把木柄的藍色油紙傘,精致小巧,適合淑女撐著在雨巷裡拍背影的那種。余干特產和鄱陽差不多,但油紙傘是鄱陽沒有的,挂了整整一條老街,讓我一時恍惚,以為到了風姿綽約的江浙小鎮。
我認識的余干人,也有不少長成了粗獷的反義詞。我在上饒師專讀書時,學校裡吉他彈唱最好的男生就是余干人,常深夜抱著吉他在水房裡唱些纏綿悱惻的歌。中文系播音最好的女生也是余干人。余干話的辨聽難度在鄱陽湖區數一數二,這個女生居然一畢業就被省電台選去當了播音員。
我現在供職的單位俊朗小生很多,其中最清秀儒雅的,竟然也是余干人。普通話說得字正腔圓,還帶著考究的兒化音,以至於初次認識時,我對他的籍貫做了多次確認:你真是余干人?得到肯定答復后,我打量余干的眼光變得更立體開闊。
余干縣城內的琵琶湖形似琵琶,是國家級劃艇、皮劃艇后備人才訓練基地,曾培養出不少全運會和亞運會冠軍。基地有一塊與湖比鄰的露天田徑場。風光這麼好的田徑場在其他縣市很少見到,即便有,也囿於鐵柵之內,不對社會人群開放。余干這方面觀念很前衛,運動員不訓練的時段,市民也可使用,且無需付費。我每次去琵琶湖,都有些中老年人繞著四百米跑道慢跑或快步走。某個夏天的傍晚,我也加入其中跑了十二圈。迎著湖面沐風奔跑的感覺十分美妙,那是我跑過的最美田徑場。
傳統漁村大多布局粗放,房前屋后堆著漁網和翻修的舊船,空氣裡縈繞著干魚的腥臭和桐油的嗆鼻味。離余干縣城數華裡的神湖村卻是一派小橋流水人家景象,涼亭拱橋錯落有致,垂柳花草交相掩映。適合養老,也適合城裡人周末度假。離神湖村不遠的藥鋪李家村口立著中藥櫃的雕塑,近百米長的文化牆上畫著各種常見中藥材。這個村的八十戶居民大多為南宋抗金名將李顯忠后裔,世代以醫藥為業,村后的山野種滿甘菊花、金銀花、玉簪花、金沸草等幾十種中草藥。這兩個村, 處處彰顯秀美古雅的書卷氣。
今年3月,自駕去余干下面一個名叫重洲余家的村子看油菜花。我和朋友在一座水庫邊的千畝油菜花海逗留了半天,聽斑鳩叫,聞花粉香,採鼠曲菜,看苦楝樹瘦長的影子指針一樣在油菜地上畫著弧線。整整一上午,除了幾條水牛路過時駐足瞟過我們幾眼,沒什麼聲響打攪我們,像是拿到春天派發的VIP貴賓卡。路過村口時,聽當地人說,這裡每年都自辦春節聯歡晚會,縣裡、市裡、省裡的電視台都會來報道。
重洲余家油菜地裡的光影已經讓我很感動,沒想到,更大的欣喜在冬天的湖灘等著我。
冬天對鄱陽湖的饋贈,一是從西伯利亞飛來的候鳥,大雁、白鶴和天鵝之類﹔二是偶爾涌現的蓼子花海。
蓼子花每年冬季退水后都會開,要匯集成海,則需溫度和濕度默契配合。鄱陽湖邊的蓼子花海近五年隻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2013年,在離余干上百公裡的都昌縣。
第二次,竟魔術般出現在余干康山外的草洲上。從2017年10月下旬開始,粉紅的蓼子花沿著湖岸蔓延,總面積超過萬畝,用無人機航拍,像是電腦虛構出的幻境。美照發到微信上后,被媒體報道,之后全國各地的人都奔涌而來,開著小車,坐旅行社的大巴。后來,乘火車、飛機看花的也越來越多,最遠的來自內蒙古和東北。天氣最好的一個周末,湖灘上的游客多達十萬。附近幾個鎮上的賓館被擠爆,一家賣炒粉的小小夫妻店,一天就能賺一萬多元。
我到康山時,持續了一個月的盛況已接近尾聲,花海有一半還在草洲深處蓬勃。沒遇上傳說中的堵車,下高速后每個路口都有交警維持秩序。也沒被渡口的船家宰客,因為鄉政府及時在通往草洲的河汊上架設了簡易鋼架橋。倒伏的蓼子花的尸身旁摻雜著些刺眼的白色垃圾,一群穿紅色工作服的人正彎著腰仔細地清理。
他們的紅馬甲上印著“余干義工協會”的黃色宋體字。如此時尚的組織在余干出現,比花海還讓我意外。以前,我隻在一些經濟發達的縣市見過此類群體。
我找到時機和其中最胖的一位姑娘搭訕。她平日在縣城的小超市打工,工資不到兩千,卻沒去兼職賺錢,周末要麼去敬老院照顧老人,要麼來康山撿垃圾。
“是不是也會勸說大家注意保護環境?”我問。
“當然啊,我們來這裡就是宣傳環保的。愛美的人更應該有愛護環境的美德,你說是吧。”這回答讓我意識到提問有失水准,同時覺得,這些給游客的公德收拾殘局的余干姑娘,也是蓼花科的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