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讓我們重新審視文化淵源(文明之聲)

李學勤

2018年01月24日04:26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90多年前的1925年7月,就在清華簡入藏的清華大學,王國維先生作過一次演講——《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演講中,他提出了“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的著名論斷,並分析了當時的四大發現甲骨文、西域木簡、敦煌文書、清代內閣大庫檔案對中國古史研究發展的貢獻。毫不夸張地說,清華簡,也是一次這樣重大的“新發見”。

  這批竹簡的埋藏時間是戰國中晚期,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前,也就是說司馬遷寫《史記》時不曾見過。正如當年鑒定專家組所指出的:“這批戰國竹簡是十分珍貴的歷史文物,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是前所罕見的重大發現,必將受到國內外學者重視,對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文獻學等許多學科將會產生廣泛深遠的影響。”

  清華簡是近些年出土文獻研究熱衷的熱點。自2010年年底起,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每年出版整理報告一冊,目前共出版了7輯整理報告,在歷史學及相關研究領域產生重要影響,但這也只是整理研究的第一步,光是整理出版就需要十幾年,后續的研究則將持續更多年。

  最大限度保存先秦典籍原貌

  中國文化有幾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也就是思想文化的高峰時期,比如周漢之際、兩宋之際、明清之際,其中周漢之際有其特殊重要的意義。這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即春秋末年到戰國再至西漢初年,中國傳統文化在這個時期完成奠基,並出現第一個高峰。后世流傳的經典,大都於這個時期形成。諸子百家並起爭鳴的局面在歷史上是獨特的,給后世帶來深遠影響,到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盛況終告結束。

  中國有著總結學術發展的悠久和優良傳統。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時期,中國的思想文化業已經歷了從原始時期到夏、商、西周三代之變。對於錯綜復雜的遠古文化,孔子從學術史的角度將其歸結為“六經”。由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致使中國大量的古代書籍嚴重失傳,以致后代出現了一些所謂續作的“偽書”,傳世的書面文獻在流傳過程中,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歪曲和變化。因此,這一時代典籍文獻的重新發現不僅會影響這一時期的學術研究,而且直接影響到此后甚至中國整個學術史的研究。

  簡帛是我國紙的發明和普遍應用以前的書寫載體。由甲骨文知道,至少在商朝已經大量使用簡了。至於絲織品的帛書,最早使用的証據是在春秋晚期。戰國簡帛大致可分為書籍和文書兩大類,而書籍對古代文明歷史的研究更加重要。這種戰國時期的原本書籍最早為現代學者所見,是1942年發現的長沙子彈庫帛書,但由於那時楚文字還沒有被人們充分認識,其內容很長時間未能得到解讀。真正完整的戰國文獻是荊門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和清華簡3批,郭店簡、上博簡的內容偏重於儒家、道家等思想性、哲學性著作,而清華簡的內容則是偏重於六經和史學,我們稱其為經史類著作。

  類似經、史類著作的發現,過去在中國歷史上主要有兩次:一次是在漢景帝末年,在曲阜孔壁發現的書,最主要的是《尚書》《禮記》《論語》《孝經》等典籍﹔還有一次是在西晉武帝咸寧五年發現的“汲塚竹書”,其中最主要的是《竹書紀年》,屬史書類。清華簡,則既有《尚書》這樣的類似“孔壁中經”的經類著作,也有《系年》這種很像《紀年》的史書著作,其在性質上與“孔壁中經”和“汲塚竹書”都比較相似,相當於找到了當時一個偉大歷史學家的藏書,所以在學術史上,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為重新理解經學提供新資料

  清華簡中與《尚書》有關的內容最多,如《尹至》《尹誥》《程寤》《保訓》《皇門》《祭公》《金滕》《說命》諸篇。我們知道,一直以來,存在著古文《尚書》真偽的爭論,我們在清華簡發現了真正的古文《尚書》,明確地証明了《十三經》中流傳的孔安國古文《尚書》是一個晚出的本子,使得偽古文《尚書》的論爭問題得到了很好解決。

  清華簡中還有類似於《竹書紀年》的《系年》。它是由138支簡構成的完整長篇,共3875字,也是目前為止已發表單篇竹書中最長的古書。每支簡背面寫有編號,且有編痕和簡背劃痕,是形制完備的先秦簡冊﹔簡文原分23章,每章自為起訖,相對獨立,章尾有標志,簡尾有留白。全篇內容自武王克商開始,一直寫到楚悼王時期三晉與楚大戰,楚師大敗而歸結束,是一部完整的、未見記載的先秦史書,原無篇題,“系年”是整理者根據當時對其內容與體例的理解所加。與《春秋》經傳、《史記》等對比,它有許多新的內涵,其中屬於春秋時期的章數最多,許多地方可以與《左傳》對照,相為補充,也再次証明《左傳》所記真實,對《左傳》的可信性不能再像以往部分學者那樣持懷疑態度了。

  過去研究古本《竹書紀年》的學者,大都以為其體例類似於《春秋》編年體。不過從傳世本典籍裡輯出的古本《竹書紀年》佚文,有許多是不能按編年編排的,所以我們推測古本《竹書紀年》本來的體例應該是和清華簡《系年》類似,以史事為中心,分為一章一章,有點像后世所謂的“紀事本末體”。過去認為記事本末體很晚才出現,《系年》的每章都圍繞一個中心事件展開,基本上是紀事本末體。

  清華簡中還有與楚國相關的內容,其中一篇《楚居》,明確地記載了楚國有哪些王,他們住在什麼地方,楚國遷都多少次等等。清華簡、郭店簡都給了我們共同的知識,即使楚國不是當時文明的中心,也存有很多的古書經典,充分說明我們古代文明是多麼發達。把現有的這幾批簡綜合起來,結合傳世文獻研究的成果,寫一部戰國時期楚國的學術史,肯定會別開生面,而且有助於重新考慮中國古代學術的地理分布。

  最新出版的第七輯整理報告共刊布4篇戰國簡冊,均為傳世文獻未見的佚籍,分量最重的一篇為記述春秋晚期吳越史事的《越公其事》,全篇75簡,內容完具,書寫整飭。敘述了越王勾踐兵敗,委屈求成,經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依次實施好農、好信、征人、好兵、飭民的“五政”,重新崛起、最終滅吳的故事。簡文與《國語·吳語》《越語》關系密切,可見吳越盛衰是春秋晚期影響中國政治格局的重大事件,也是戰國時期特別流行的故事主題。

  由上可見,清華簡對於重新理解經學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講清楚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

  習近平同志指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因此要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講清楚中華文化的獨特創造、價值理念、鮮明特色,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

  我是清華大學哲學系的學生,金岳霖、馮友蘭等先生是我的老師。1952年我到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做殷墟甲骨的整理。1953年底,又轉到歷史研究所,擔當侯外廬先生的助手,參加《中國思想通史》的寫作。隨著馬王堆漢墓、銀雀山漢簡的發現,又轉去整理新出土的簡牘帛書,重新回到考古和古文字學的行當。幾經轉折,稱為“雜學”是最合宜的。在多年的“雜學”涵泳中,我逐漸形成了一個認識:就是我們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由於種種原因,被低估被矮化了,我們還沒有充分認識自己文化傳統的優長和不足之處,自然也就談不到更好的介紹傳播我們的優秀文化。在這方面,歷史學家大有可為。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多地區的國家,其文化傳統是長期吸收各民族、各地區,包括境外的各種文化綜合而成,這個過程非常復雜。但中國的傳統學術文化有自己的“中心”和“重點”。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學中最核心的部分則是經學。盡管有人認為經學不切實際,但無論如何不能否認其在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和整個儒學中的核心地位。如果不對經學作深入研究,就無從把握中國整個傳統文化的特點。清華簡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重新審視文化傳統的歷史淵源。

  我們是本著先易后難的順序在釋讀清華簡,未來還有艱巨的任務等著我們,當然也還會有更多顛覆性的認識出現。這或許正是清華簡吸引世界目光的原因。

  (李學勤先生口述,本報記者楊雪梅整理)

  繪圖、題圖設計: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18年01月24日 22 版)
(責編:馮人綦、曹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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