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中的治世智慧（書裡乾坤）

　　浩如煙海的中國歷史典籍中，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以其“體例嚴謹，脈絡清晰，網羅宏富，體大思精”著稱。作為宰輔和帝師，司馬光編纂歷史的宗旨絕不止於講述歷史故事，而是為了“資治”，所謂“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他通過有體系地講述歷史上的政治興衰和軍事得失，總結治國理政的經驗和教訓，以便為包括皇帝在內的讀者，提供歷史的借鑒。

　　領導的內在品質：

　　仁、明、武

　　我們常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點固然沒錯，但司馬光更強調“人君”尤其要對家國興亡負主要歷史責任，重視人君的才能、素質和品質對於國家興衰的重大影響。因此選擇什麼樣的人擔任領導人，就攸關事業的成敗。他給新即位的宋神宗提出“修心之要有三”“治國之要有三”。今天讀來，發現其實對各級領導崗位上的干部都有借鑒意義。

　　所謂“修心”，就是要加強思想與政治修養，提高領導素質和領導能力。它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

　　什麼是“仁”？《資治通鑒》開篇關於“三家分晉”背景交代中，用倒敘法記述了公元前453年，趙、魏、韓三家聯合消滅智伯的故事，說智伯最大的不足是“不仁”，並為此寫了長篇的“臣光曰”，提出選拔接班人“德重於才”的著名論斷。

　　司馬光所謂的“德”，並不局限於個人道德，更偏重的是領導人的政治品德——“仁”。什麼是司馬光理解的“仁”呢？如何才能做到“仁”？在上面提到的那封給宋神宗的奏章中，司馬光解釋說：“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

　　司馬光認為“仁”包括兩個部分：“修政治，興教化”是指領導者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用理想信念動員群眾的能力﹔“育萬物，養百姓”是指在國家建設中，做到經濟與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能力，要為黎民百姓謀幸福，讓他們看得見增長實惠。這是“大仁”，即人君之仁。這種仁政，給老百姓帶來的不僅是物質財富的小康，還有禮樂文明的精神富足，社會治理的和諧美好。西漢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都是因為在這些方面有上乘的表現而彪炳史冊。

　　在現實操作層面，“大仁”體現在各項政策和法令之中。劉邦入關中，約法三章，秋毫無犯，獲得廣泛擁戴。項羽在咸陽屠殺無辜，火燒宮室，隨后又放逐天下共主“義帝”，分封也充滿了私利算計，結果失去民心。

　　領導者要修煉的第二個功夫是“明”。

　　什麼是“明”？乃是指領導的判斷決策能力：“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其中，“知道義，識安危”，是對發展戰略的前瞻性把握，包括對事物性質屬性的判斷，對風險的管控。比如，劉邦在漢中，韓信提出“漢中對”，制定“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攻取關中，東向爭霸天下的發展戰略，成為劉邦建立漢朝江山的關鍵轉折點。劉秀在河北，鄧禹的“榻下對”建議劉秀在河北招納人才，對更始政權的未來走向及其應變提出卓越預見。孫權即位江東之初，魯肅的“江東對”對於如何處理東吳與北方政治勢力的關系，提出不凡見解。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隆中對”對於天下三分提出高瞻遠矚的戰略判斷。總之，“明”的第一個方面是指領導者集思廣益的決策能力、判斷能力。

　　“明”的第二個方面“別賢愚，辨是非”，是對人才的識別能力、對是非曲直的判斷能力。智伯當初脅迫韓魏攻打趙氏時，智伯身邊的謀士一再指出其所處的危險局面，提醒他防止韓魏兩家的背叛，他都嗤之以鼻。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楊國忠，縱容安祿山，有多少人曾指出其中的危害和危險，玄宗卻都置之不理。智伯的覆亡、大唐的傾頹，無不與領導人剛愎自用、諱疾忌醫有關系。

　　領導者要修煉的第三項功夫是“武”。

　　什麼是“武”？司馬光說：“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這裡的“武”，不是粗暴蠻力，而是指領導者勇往直前的堅定信念，堅如磐石的戰略定力，還包括抵御各種誘惑、欺騙的能力。唐太宗說：“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領導者由於手中掌握權力和資源，各種巴結諂媚、討好逢迎，扑面而來，在為人處世時，能否不為所動，把持住自己，堅守原則和底線，這就需要“武”的品質。唐太宗的這段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鄒忌與齊威王的故事。

　　鄒忌是齊威王的輔政之臣。有天上朝前，他問妻子：“我與城北的徐公比，哪個更英俊？”妻子回答說：“當然是我家先生最帥氣，徐公怎麼能比呢？”家住城北的徐公，是齊國出了名的大帥哥。鄒忌雖然心裡很得意，還是不自信地問侍奉自己的侍妾：“我與城北徐公，誰更英俊？”侍妾說：“您當然比徐公更帥啦！”次日鄒忌接待一個來訪的客人，也問了客人同樣的問題，客人毫不猶豫地說：“徐公不如您帥啊。”

　　不久，城北徐公來拜訪鄒忌，鄒忌仔細地端詳了一下，覺得自己實在比不上人家﹔攬鏡自照，更是覺得差遠了。這天晚上，鄒忌失眠了。他覺得自己真是好笑：妻子說我美，是對我有偏心﹔侍妾說我美，是對我有懼怕﹔客人說我美，是有求於我而討好我嘛！我怎麼能當真呢？

　　第二天來到朝堂上，鄒忌把自己的感悟與齊威王作了分享，意味深長地說：“如今的齊國，疆域遼闊，方圓千裡，城池多達一百二十座，您身邊的侍姬、近臣，無不偏愛大王﹔朝廷裡的大臣，無不懼怕大王﹔舉國上下，無不有求於大王。由此看來，您一定深受他們的蒙蔽，聽不到真話了呀！”治國理政，沒有比領導者聽不到真話更可怕的了。

　　領導的治理方式：

　　官人、信賞、必罰

　　司馬光所說的“治國之要”也包括三項內容：“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如果說，仁、明、武是領導人的內在品質，那麼，官人、信賞、必罰則是領導者的治理方式。這些治理方式的一個共同交集點就是“用人”。司馬光特別強調用人得失對國家和社會治理的重要性，認為用好人是人君治國的唯一辦法。他說：“何謂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強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人才的向背決定國家的興衰！

　　《資治通鑒》記載了劉邦總結他打敗項羽的原因，不是因為比項羽更強大，而是因為手下有以“漢初三杰”為代表的一大批人才，項羽連一個范增都不能用，所以導致失敗。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總結他為什麼能成功時，提出五條用人經驗：一是用比自己強的高人﹔二是用有缺點的能人﹔三是用人之長，棄人之短，即所謂“使人如器”﹔四是重用敢講真話的人﹔五是華夷一家，用人不講出身，不搞小圈子。

　　劉備臨終前說馬謖不堪重用，諸葛亮卻派馬謖守街亭，導致第一次北伐受到重大挫折。馬謖是參謀型人才，“南蠻之人，以攻心為上”就是馬謖的意見，諸葛亮採納了，七擒孟獲，平定南中地區。但是，這次守街亭，諸葛亮卻犯了用人不當的毛病。

　　《資治通鑒》也記載了趙括“紙上談兵”的故事。所以，重用紙上談兵一類的人才，是領導用人的大忌。《資治通鑒》作為一部重點討論政治史和軍事史的史書，其中所蘊涵的領導智慧，絕不是不切實際的紙上談兵。毛澤東稱贊說，《通鑒》寫戰爭，神採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証法。用兵尚權，所謂“充滿了辯証法”，就是不搞教條，在解決復雜問題時，“行權立斷”，應該有隨機應變的靈活而果斷的決策能力，有駕馭復雜問題的謀略和操作技巧。

　　東漢末年，何進在袁紹的鼓動下，要誅殺全部宦官，遭到妹妹何太后的反對。何進暗中慫恿董卓等軍閥進京來逼太后讓步。對此，陳琳很不以為然，因為這樣雖然表面上沒有違背太后的懿旨，實際上卻是用軍閥來脅迫太后同意誅滅宦官。何必繞這麼大的圈子呢？他說：“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資治通鑒》寫作“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陳琳的意思是：你軍權在握，先把宦官辦了，然后再慢慢與太后解釋。這是符合民心、符合大道的事情，為什麼去找外軍入京脅迫太后呢？這不是自欺欺人嗎？外軍入京，你能掌控得了這個局面嗎？

　　這一段話，涉及中國古代政治智慧中的“守經”與“行權”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哲學基礎，唐人趙蕤的《長短經》裡有系統討論。其主要觀點是說，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理，沒有永恆不變的治國理論和方針。王道、霸道、強國之道，都是為了構建一種治理秩序，因時勢的需要而改變。不可以認為有一種永恆不變的治理模式或處事方式。如果片面地“守經”，很可能膠柱鼓瑟，犯了教條主義、本本主義、形式主義的錯誤。毛澤東就因為反對教條主義，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才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1978年改革開放，就是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大討論開始的。

　　軍師龐統建議劉備入蜀，徑取益州，劉備猶豫地說，現在我全靠與曹操反向操作，才有立身之地，治民理政，“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龐統就說：大亂之時，治民理政，“固非一道所能定也”，意思是，寬與急、剛與柔，要變通運用。

　　其實這是《資治通鑒》的一種價值觀。不過，這種價值觀被司馬光包裝在儒家的“政治正確”裡，曾國藩獨具慧眼，看出來了，他說，“竊以為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溫公《資治通鑒》，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能窮物之理，執聖之權﹔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所以，讀《資治通鑒》，不光要讀它“正”這一面——大仁大義、社會責任﹔還要讀它“奇”這一面——兵家講用奇，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如果說修心之要三“仁、明、武”、治國之要三“官人、信賞、必罰”，重點要求領導者修煉內聖外王的領導資質，那麼，“窮物之理，執聖之權”，就是一種很深刻的實踐型政治智慧，是有豐富實際政治經驗人的心得之談。諸如改革中的剛性與柔性，人生職場上的進與退，軍事斗爭中的奇與正，權力平衡中的輕與重，駕馭部屬中的寬與嚴，政治生涯中的方與圓，都不是“紙上談兵”可以領悟的。《資治通鑒》在推崇大道的同時，不乏權變、謀略與辯証法的智慧，這也是它值得細品的原因所在。

　　（作者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制圖：蔡華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