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記憶的價值及其文學意義（新作評介）

本書由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二〇一七年出版

　　新世紀以來，原創兒童文學領域涌現了一大批以童年記憶為書寫內容的兒童小說，頗具特色的也為數不少，作品立足於作家各自童年記憶展開敘事，風格各異，呈現出不同時代童年生命的獨特品質與多樣風貌。其中，湯素蘭的《阿蓮》以其童年表達的“復合效應”，顯示了獨特的文本價值。

　　“成長”“親情”交叉視點拓展童年記憶的寬度

　　正如湯素蘭在題記和后序中所說，這是一部緬懷童年，並向親人與故鄉致敬的作品。“親情”和“成長”構成了《阿蓮》童年敘事相輔相成、交錯展開的兩個支點。

　　小說中，“何家灣”這一湘東北山區典型的童年環境既是“成長”的根基，也是“親情”的源泉。由此，雙重敘事由媽媽淑平分娩和蓮妹子照料弟弟鐵砣兩個層面交錯展開，故事通過阿蓮一路走來的委屈、疼痛、迷茫、希冀寫出了童年豐富的情感體驗、成長蘊含。這是屬於童年記憶敘事的常態內容。在這些常態的回憶敘事中，《阿蓮》沒有效法同類作品淡化時代背景和社會生態的筆法，而是採取了強化地域文化背景和時代風貌的敘事策略，這樣一來，兒童成長體驗和童年記憶回溯的主干敘事之外，阿婆的慈愛寬厚、秀姨的善良坦誠、淑平的內斂隱忍、菊香的世故刁蠻、梅伯伯的寬厚仁愛、丁老師的自尊呆板等成人世界也一一映現。這既構成了阿蓮童年心靈成長的生動背景，同時也是她情感體驗當中豐富駁雜的基本成分。誠如西方“新童年社會學”所說，童年與成年一樣，不僅同是一種社會結構，而且在構建文明形態、推進社會發展中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故事裡，5歲的蓮妹子不僅通過照看弟弟的行動顯示了存在感和行動力，而且更以對阿婆、媽媽、秀姨、伯母的不同親情表達，體現了參與社會關系和親情建構的主體性。

　　從這個意義上說，小說不僅立足於童年記憶寫心靈成長，更借助鄉土文化寫親情體驗，通過“成長”“親情”兩個視點拓展了童年生活的寬度。

　　以“兒童”“成人”雙重敘事呈現童年生活的廣度

　　《阿蓮》通過記憶回溯寫出了童年的立體感和縱深性，這和作品採取的敘事策略有關。《阿蓮》的整體故事情節從“成長”和“親情”兩個交叉視點展開，採取了“兒童”“成人”雙重敘事視角。具體說，就是主體故事以5歲蓮妹子一路走來的童年記憶視角展開，這是典型的記憶原型成長敘事，它帶給作品真切的情感回溯和成長體驗。而衍生故事則由作家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的記憶補充和經驗融合構成，作為故事背景和情節延伸，其賦予了小說寬廣的生活視野與豐厚的經驗參照。換句話說，前者讓情節具有切近童年的現場感、親歷性，后者則使故事超越記憶現場，擁有了統攝時代、觀照生活的穿透力、概括性。這一雙重敘述視角，恰好對應著前文所述“成長”與“親情”兩個層面，既復現了童年記憶，又熔鑄著人生體驗，在拓展童年生命空間的同時，也挖掘出豐厚的童年成長意蘊。

　　以豐贍細膩的情感表達發掘童年體驗的深度

　　《阿蓮》中，作家通過濃墨重彩的情節敘述和細節刻畫，表達了多重感情：蓮妹子對阿婆的信任、依戀﹔阿婆對孫女的疼愛、理解﹔阿蓮對明亮的誠摯、友善﹔阿蓮對丁老師的戒備、疏遠﹔阿蓮對梅伯伯的崇敬、感恩……等等，這些既是小主人公阿蓮的情感表達，同時也是作品中人情、人性的多元呈現。在這裡，作家通過具有湘東北地域文化色彩的童年敘寫，將特定時代背景下山村人情、人性的善良、質朴、誠摯、磊落、寬厚、仁愛刻畫得淋漓盡致，烘染得瑩瑩動人。其中，“秘密”“挨打”“一副扑克牌”“空罐子”“端午節”等章節，因為情感沖突的蓄積與爆發，更是顯出了強有力的情感力量。

　　不僅如此，小說還通過蓮妹子一系列情感體驗，寫出了緩慢、滯重的生活變遷與溫情、質朴的鄉村倫理。

　　上述童年情感體驗與特定時空背景下的生活變遷、鄉村倫理融合在一起，就深入發掘並生動呈現了童年記憶所蘊含的深厚生活內涵及審美意蘊。

　　以動感鮮活的兒童形象表現童年精神的高度

　　《阿蓮》還緊扣現實主義文學的“經典方向”，通過一系列富有個性的人物形象，寫出了童心的飽滿、豐沛與世態的質朴、溫厚。

　　小說裡，不獨阿蓮、鐵砣、明亮、愛桃、建偉等孩子形象動感鮮活、呼之欲出，就連阿公、阿婆、淑平、菊香、明秀、丁老師、羅伯伯、李校長等成人形象也各具特點、形神逼肖。當然，這其中，小主人公阿蓮的形象塑造得尤為珠圓玉潤、活靈活現。

　　故事中，小姑娘的善良、單純、敏感、細膩、誠實、耿直、聰穎、能干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實際上，人物形象塑造並非“為寫人而寫人”，而是寄寓著“童年精神”這一審美價值取向。這一點，主要通過阿蓮和明亮兩個少年為夢想而努力的行動體現出來。

　　所有這些，既是《阿蓮》故事情節內在價值的充分呈現，也是其兒童文學童年精神的生動表達。在此基礎上，主人公阿蓮形象的塑造，其意義就不止於為當代兒童文學人物畫廊增添了一個兒童形象，還在於揭示了這樣一條童年書寫定律——無論什麼時代，哪一種環境，真正的童年及童年的生命主體兒童，都絕不僅僅是生活的受動者、參與者、見証者，而是家庭和社會關系的協調者、行動者，是自我童年命運的建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