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北京4月3日電 2018年4月2日，“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張伯駒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展”在武英殿拉開帷幕，展期至5月6日結束。本次展覽不單獨售票，憑故宮博物院門票可免費參觀。

張伯駒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古書畫鑒藏家，也是近代史上最具傳奇色彩的文化名人之一。他自30歲開始收藏中國古代書畫，眼光如炬，極具魄力，購藏了大量珍貴文物，被啟功先生譽為“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天下民間收藏第一人”。

張伯駒先生收藏，初時出於愛好，后則以保護祖國文物不外流為己任，甚至變賣家產，亦不改其志。他曾言：“予所收蓄，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體現出崇高的民族大義和愛國情操。自20世紀50年代起，張伯駒先生化私為公，陸續將所藏大部分精品書畫捐獻或轉讓給國家，精神可嘉，令人敬佩。2018年是張伯駒先生誕辰120周年，故宮博物院與張伯駒潘素文化發展基金會、中國國家博物館、吉林省博物院共同舉辦這個展覽，以表達對張伯駒先生的懷念。

本次展覽以國有博物館中經張伯駒先生鑒藏的古書畫為限，分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吉林省博物院三個部分，每部分之下按照文物的時代排序。展品數量達33件套，是張伯駒先生鑒藏書畫的一次大匯聚。當然，由於其中一部分珍貴文物，如陸機《平復帖》卷、展子虔《游春圖》卷等尚處於休眠期，本次展覽為保護文物，而用復制品替代。

重要展品簡介：

晉 陸機草隸書《平復帖》卷（復制品）

此卷為西晉著名文學家、書法家陸機（261—303）寫的一封信札，是現存年代最早並真實可信的西晉名家法帖，它一方面是隸書發展過程中的標本，更是漢字由隸書向楷書過渡的重要佐証，在中國書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光緒年間為恭親王奕訢所有，並由其孫溥偉、溥儒繼承。后溥儒為籌集親喪費用，將此帖待價而沽，經傅增湘從中斡旋，最終由張伯駒以巨金購得。張伯駒、潘素夫婦於1956年將此帖捐獻國家。

隋 展子虔（傳）《游春圖》卷（復制品）

此圖絹本，本幅無作者款印，幅前宋徽宗題“展子虔游春圖”。畫家在創作中較好地表現了“遠近山川，咫尺千裡”的空間效果，改變了六朝“人大於山，水不容泛”的無空間山水面目，造型手法更為豐富，寫實能力明顯提高。在用筆設色上，以青綠勾填法繪山石，局部則以金線勾描，鮮明純淨，呈現出一種富麗堂皇的古拙美。此圖的時代歸屬在學術界目前尚有爭議，但在中國古代繪畫史上，它仍然是早期青綠山水裡程碑式的佳作。

唐 李白草書《上陽台帖》卷

此卷引首有清高宗弘歷楷書題“青蓮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趙佶瘦金書題簽“唐李太白上陽台”一行。內容為自詠四言詩，其用筆縱放自如，快健流暢，於蒼勁中見挺秀，意態萬千。清代先為安岐所得，再入內府，清末流出宮外。民國時入張伯駒手，新中國建立后獻給毛澤東主席，1958年此帖轉交故宮博物院收藏。

宋 蔡襄行書自書詩卷

此卷為宋代書法家蔡襄所書。蔡襄（1012—1067），字君謨，書法在當時享有很高的聲譽，與蘇軾、黃庭堅、米芾並稱“宋四家”。書寫時間當在詩成之后不久，蔡襄時年約40歲。因屬個人詩稿，無意求工，故筆致飄逸流暢，點畫婉轉精美，充分展示了蔡襄中年清健圓潤的書風與純熟的功力。此卷原裝幀為冊，由張伯駒購自朱翼盦，新中國成立后捐獻國家。

宋 吳琚行書雜詩帖卷

此卷作者吳琚，“字畫類米芾”。全卷以行、草書雜錄前人詩句共10則，書於10紙之上，裱為6段，其中數則有缺佚字句。點劃精意且多變化，風格生動自然，極似米芾書體。然圓熟婉轉，欹正互補，與米芾緊結險峻之風有所不同。此帖曾為清代張應甲收藏，后歸張伯駒。1956年由張伯駒潘素夫婦捐獻國家。

宋 楊婕妤《百花圖》卷

此卷為南宋女畫家楊婕妤為宋理宗皇后祝壽所繪制的一幅花卉長卷，共17段，每段小楷書標示花名並紀年、題詩。書法娟秀平正，繪畫用筆工致纖細，敷色濃麗典雅。楊婕妤又稱楊妹子，其法書墨跡傳世較多，而繪畫作品目前隻發現這一件，對研究其繪畫面貌意義重大。此卷被張伯駒先生所珍視。1965年，張伯駒潘素夫婦將此卷捐獻給吉林省博物院（當時稱吉林省博物館）。

明 唐寅《王蜀宮妓圖》軸

此圖原名《孟蜀宮妓圖》，俗稱《四美圖》，由明末汪砢玉《珊瑚網·畫錄》最早定名，沿用至今。近經專文考証，當改為《王蜀宮妓圖》，描繪的是五代前蜀后主王衍的后宮故事。作者唐寅（1470—1523），字伯虎，號六如居士，其繪畫擅長山水、人物、花鳥各科。此圖為唐寅人物畫中工筆重彩一路畫風的代表作品，設色鮮明，既有濃淡、冷暖色彩的強烈對比，又有相近色澤的巧妙過渡和搭配，使整體色調豐富而又和諧，濃艷中兼具清雅。

清《匯草辨疑》冊

此冊為清代馬雄鎮摹集漢晉而下各家草書碑帖。馬雄鎮（1634—1677），字錫蕃，號坦公，漢軍鑲紅旗人。吳三桂反清，馬氏為叛將孫延齡所囚，后幾乎全家殉難，謚文毅。他被囚於土室期間，仿宣城梅膺祚《字匯》體例，作《匯草辨疑》遣日。每字皆以原大鉤摹，一字數體不等，旁注小楷出自側室顧荃之筆。此稿本未曾刊印，由其幕僚逃脫時帶出，連同雄鎮所著《笏擊樓遺稿》交與其子世濟而得以傳世。此冊系張伯駒舊藏，1963年捐與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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