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証中國考古迎來黃金時代（文明之聲）

　　自1990年開始的一年一度的“十大考古新發現”的評選，僅僅是把28年的上榜項目累積放到中國的考古地圖上，都是令考古人非常驕傲的一件事。

　　進入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的每項考古發掘都是履行了報批手續、取得國家文物局批准的，在發掘過程中，也是依照了國家頒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規程，保証了考古發掘的科學質量，其所揭示出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更是不斷提供著我們走進歷史深處的鑰匙，豐富著我們對於歷史的認知，同時也一直提升著中國考古學的層次。

　　考古遺址屬不可再生資源，每一項發現都是獨到且不可替代的。今年入圍“十大”評選的26項考古發現各有各的精彩，代表著中國考古的不同側面。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我們又能從中看出怎樣的“門道”與“熱鬧”？

　　更明確的問題導向

　　更廣闊的國際視野

　　新疆的通天洞遺址如願以償獲得今年的“十大考古新發現”。領隊於建軍立刻被請到北方科技大學去介紹近些年新疆考古的進展。

　　對於新疆考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若羌羅布泊的小河墓地、尉犁的營盤漢晉墓地、庫車晉十六國墓葬、吐峪溝石窟群與佛寺等重要發現，包括青銅時代的阿敦喬魯遺址，但考古學界一直希望能夠發現一處舊石器時代遺址。自上世紀以來，新疆地區發現了大量的石器地點，但都未有明確的地層堆積。吉木乃通天洞遺址是新疆地區發現的第一個具有明確地層的舊石器遺址。

　　近20多年在“十大”中上榜的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湖南玉蟾岩遺址、距今10多萬年的滎陽織機洞遺址、舊石器新石器之交的新密李家溝遺址、河南許昌靈井等舊石器遺址，直到今天仍是國內外研究的重點。正如中國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高星所說，中國在舊石器時代的任何考古發現都會受到國際學界的關注。通天洞所在的新疆阿勒泰地區，位於亞洲腹地，四周分別與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中原地區、歐亞大陸北方大草原、中亞東歐等地區為鄰，這裡新發現的莫斯特文化以及相關的古DNA信息對研究歐亞草原上古人類的遷徙具有重要意義。

　　近些年，我國的主動性考古項目快速增長。2012年以來共批准實施主動性考古發掘項目千余項，佔同期項目總數的1/3多，批復大遺址考古工作計劃和綜合考古調查研究項目50余項。很多考古都有了更加明確的問題導向和更加自覺的國際視野，這在此次“十大考古新發現”的評選中看得分外清晰。

　　廣西婭懷洞遺址延續時間數萬年，文化堆積深厚，像一部無字史書，完整保存和記錄該地區史前人類不同時期生產與生活的遺跡。石器組合、距今16000多年的墓葬以及稻屬植硅體，包括完整人頭骨化石的發現，都為探討東亞地區人群與技術的交流提供了新視角。

　　位於黑龍江省烏蘇裡江的小南山遺址確認了世界最早的砂繩解玉技術，將我國玉器文化的起源向北推進了2000裡。這個遺址受到俄羅斯學者的高度關注，而中國考古工作者也自覺關注相鄰區域的考古發現。

　　福建南山遺址的史前文化遺存堆積保存完整，地層連續且年代跨度大，初步建立起閩西北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至青銅時代早期的考古學文化譜系與年代序列。更為重要的是，南山遺址的考古發現為探討華南沿海地區的稻作與粟作農業來源以及南島語系的形成與傳播提供了新線索。

　　見物見人見精神

　　勾勒中華文明的特質

　　“十大考古新發現”年度評選的同時，北京大學文博學院正在舉行“帝國重現：古羅馬與漢代中國文明”的國際研討會，許多考古學家不得不兩頭跑。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劉瑞一邊在這裡匯報自己的秦漢櫟陽城考古發現，一邊要去那邊進行“漢代都城”的講演。

　　劉瑞是“十大考古新發現”的常客，去年匯報的“西安漢唐昆明池水系”雖然落選，但對從漢武帝延續到唐代繼續使用的昆明池的考古工作令大家印象深刻。他們從2012年秋忙至2016年夏，在10多平方公裡的范圍內，共用探鏟打下649227個探孔，探孔總長達1033640米左右，差不多相當於從西安北站一直鑽探到北京永定門，最終勘探確定了昆明池的池岸線所在，確定了早晚期昆明池的面積、昆明池之水源。而今年上榜的秦漢櫟陽城上承雍城、下啟咸陽城，歷史地位極其重要。通過5年的考古工作，確定了秦都櫟陽和商鞅變法的所在地，清晰揭露出迄今為止最早的包括浴室、壁爐、灶等在內的秦漢宮殿生活區的基本情況，“漢承秦制當始於櫟陽，我們找到了影響中國2000多年的古代政治文明、建筑文明的源點。”

　　評委認為，豐厚的文獻功底為考古工作提供了豐富的思路和較為准確的路徑，這也體現了中國歷史時期考古的鮮明特征。今年宋元明清共有8個項目進入終評會，浙江蘭若寺南宋墓園、崇禮金代太子城城址、江蘇太倉樊村涇元代遺址等雖然沒有進入“十大”名單，但都在文獻與考古之間搭建起合理的橋梁，顯示出歷史時期考古內涵的豐富性。

　　細心的人可能會注意到，大眾十分關注的“四川彭山江口沉銀遺址”在最終公布時改名為“江口明末戰場遺址”，這體現了熱鬧背后的學術嚴謹性，與370年前大西王張獻忠的折戟沉沙相關聯的並不僅僅是傳說中的墜入江中的金銀財寶，大量的文物更是明代中晚期社會生活、政治、軍事甚至影響世界的“白銀之路”的最直接反映。

　　內行看門道。比如洛陽東漢帝陵的考古調查工作，做了16年，它和一年半年挖一個大墓不可相提並論。和之前入選“十大”的陝西西漢帝陵大遺址考古相比，東漢時期的陵寢制度一直語焉不詳，是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2003年，“邙山陵墓群考古調查與勘測”正式啟動，對邙山范圍內各個時代的墓葬以調查、勘探為主，發掘為輔的方式，在GIS平台上進行登記。為了廓清與東漢帝陵北陵區相對的南陵區，伊河以南到萬安山北麓的區域也被納入到田野工作系統中，十幾年的勘探和發掘才取得了有關東漢帝陵的突破性成果。

　　評選代表一種引領。山東章丘焦家遺址發現了目前海岱地區年代最早的城址，夯土牆、壕溝、大量房址、一批高等級墓葬和祭祀遺跡對探討中國東部地區的史前社會復雜化進程和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等重大學術問題具有不可想象的意義。這個遺址距離著名的城子崖遺址不足5公裡，那是龍山文化最早被發現和命名的地方，是考古人爛熟於心的經典文化，王芬所帶領的山東大學考古團隊通過兩年多的精細工作，賦予了這一文化新的內容，為黃河下游距今5500—4500年的社會發展提供了新資料，為龍山時代的諸城林立找到了源頭。

　　科學理念深入人心

　　新舊技術傳承有序

　　從上一屆“十大”的評選開始，就有專家呼吁設立“入圍”獎，畢竟能夠進入到最后終評會的項目在考古理念、考古技術上都是優中選優。

　　“全方位調查、大面積勘探、重點區域詳探、關鍵部位試掘、核心部分套箱進行實驗室考古、邊考古邊保護邊展示……這些科學的考古理念經過一年年的評選已經深入人心，給中國考古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文物報考古版的主編李政這麼多年一直負責十大考古評選的組織，“近兩年的評選中，前期參與網絡投票的人數近50萬人，全程視頻直接觀看量超過30萬人次，微博的話題閱讀量近千萬，影響力日漸增大。”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趙志軍20多年前是為了推廣浮選法從美國回到中國的，“現在幾乎所有的遺址都進行了非常精細的植物浮選，新疆的通天洞發現了關鍵時間關鍵區域的麥類作物，福建南山遺址在洞穴堆積中浮選出的數量異常豐富的農作物與相關農田雜草遺存，証明了南山遺址的粟、黍是目前華南地區年代最早者，這都為我們研究中國的農業起源提供了難得的資料。”

　　“過去認為很炫的新技術，現在已經是國家隊、省考古隊甚至市級考古單位的標配。多視角影像三維重建技術、低空拍攝技術、機載激光掃描、遙感等現代化信息獲取技術，顯著提升了地理與環境信息採集的科學化、便捷化水平。” 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李季說，國家文物局也相繼頒布了田野考古制圖、人骨標本、人類遺骸DNA、動植物遺存、碳氮同位素食性分析骨質樣品、碳14樣品採集等多項考古技術的標准，“現在一個考古隊的領隊必須是全能戰士。”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老一輩的傳統技術也都被年輕人繼承下來，比如遺址中的車馬坑整理，這相當於考古中的繡花功夫。“以前都是非常老的技工才有這樣的本事，鄭韓故城三號車馬坑作為陪葬坑，是繼鄭公大墓之后的又一驚世發現，共陪葬各種車輛48輛，馬124匹以上，出土的車輛和馬骨之多，在東周考古發現中名列前茅。很多還是拆車葬，馬車都被大卸八塊，隨機扔在這裡，你得能判斷出車輪是怎麼擺的，一不小心就做過了。河北行唐故郡、寧夏姚河源遺址都有車馬坑的發現，都需要這樣細致的技術。”

　　提起鄭韓故城，大家並不陌生，作為從春秋到戰國存在500余年的都城，我們學過的鄭伯克段於鄢、朝秦暮楚的故事都發生在這裡。1923年8月，河南新鄭士紳李銳在自家園中挖井時意外獲取了十余件青銅器，由此產生的世界矚目的“李家樓器群”曾被引為東周考古學的標尺單位。這裡的文物因為靳雲鶚的強力征集雖然沒有重蹈洛陽金村文物的厄運，但由於發掘的非科學性，很多重要信息都遺失了。這樣的事情如今再也不會發生了，無論是之前發掘出土的鄭國祭祀遺址中的編鐘，還是今年在鄭韓故城北城門遺址中發現的16條帶有車轍的道路，考古人員都視之為珍寶。

　　90年前的1928年，在殷墟開始的連續15次的科學發掘，奠定了中國考古學的基礎。同樣在1928年，吳金鼎在山東發現了龍山文化﹔1929年，裴文中發現了北京人頭蓋骨，1930年《古物保存法》頒布……之后的中國考古經歷了多個黃金時代，而自1990年開始的“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見証了另一個黃金時代的到來。

　　制圖：蔡華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