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與文學 文學創作始於詩歌

　　德國社會主義先驅莫澤斯·赫斯對卡爾·馬克思有過這樣的評價：“設想一下，盧梭、伏爾泰、霍爾巴赫、萊辛、海涅和黑格爾這些人融合成為一個人——我說的是融合，不是簡單堆湊——那麼，你就有了馬克思博士。”作為馬克思的“同路人”，赫斯給出的評價道出了革命導師馬克思不僅是思想家和哲學家，還有著如萊辛和海涅這樣“文學”的一面。

　　文學創作始於詩歌

　　對於閱讀，馬克思有一種近似“飢餓”的熱情，他的傳記作者弗蘭茨·梅林認為，馬克思“有時候甚至對於一個相當於中學程度的美學愛好者所再三加以回避的那種精神食糧都不加以忽視。”這樣的閱讀習慣使他接觸到了從古希臘神話到同時代作家作品的大量書籍，“實際上包括了19世紀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歐洲人所能接觸到的全部典籍”。

　　馬克思自小便顯露出文學創作天賦。“他是一個獨一無二的講故事能手”，他的小女兒艾琳娜的回憶可以佐証：馬克思小時候對待自己的妹妹們有些蠻橫，會把她們像馬一樣從山坡上驅趕下來，但是妹妹們卻一聲不吭，隻為聽他給她們講故事以作嘉獎。馬克思的中學成績單也証明了這一點，文學課程“成績優秀、翻譯能力非凡”。

　　馬克思的文學創作始於詩歌，其中不少是他獻給愛人燕妮的作品。他的詩風受到德國浪漫派和詩人席勒的影響。這些詩作燕妮閱讀並終身保存。

　　正如牛津大學教授柏拉威爾所說，馬克思在寫作中逐漸形成了對於文學的批判原則：“文學應當接近真實和實際領域，而不應漫無邊際地飛馳遐想﹔文學應具有形式、尺度和凝練﹔人們可以從偉大的文學作品裡覺出一種真正的詩意……”

　　筆尖下的文學武器

　　雖未能成為詩人，文學卻以另一種方式成為馬克思筆下的武器。在他的博士論文中，馬克思就已經顯示出喜歡用文學術語來論証和厘清與文學並無關聯的問題，並通過引証他所喜愛的作家詞句，來表達自己想說的話，或達到論辯和敘述的目的。

　　他的博士論文第一句便是如此：“希臘哲學看起來似乎遇到了一個好的悲劇所不應遇到的結局，即暗淡的結局。”作為文學形式的戲劇在這裡提供了某種結構上的類比。在綱領性文獻之一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使用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常用詞匯來表明他對當時德國“缺乏革命的大無畏精神”的看法：“德國社會各個領域之間的關系就不是戲劇性的，而是史詩式的”。

　　在文章中，馬克思經常流露出一種學院派讀書人的風格。他借助於古典文學同讀者進行知識上的交流，向他的論辯對手提出挑戰，他引証一些文學作品來論述自己所見到的“人類各種活動之間的錯綜復雜的關系以及相互之間的聯系”。

　　同時，馬克思使用文學引語的方法也不拘一格，他常常在論証中插入引語，期望有足夠知識的讀者在閱讀中自動補充引語的上下文，從而達到出人意料的論証力量。在《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中，馬克思寫道：“不過，讀者會打斷我們說：我們本來打算談談‘萊茵省議會的辯論’，而現在卻給我們抱出一個‘無罪的天使’”。在這裡，“無罪的天使”化用自歌德在《浮士德》第一部中對甘淚卿的兩種描繪：墨菲斯托菲勒斯的“無罪的小東西”和浮士德的“不祥的天使”。

　　又如，馬克思與恩格斯合寫的《共產黨宣言》中有這樣一段文字：“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系，這個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這裡的“魔法師”典故出自歌德的詩作《魔法師的學徒》，在原詩中，學徒召喚出了他無法控制的精靈，最后依靠師父即“魔法師”的幫助才最終挽救危局。熟悉德國古典文學的讀者如果能夠讀出這裡面的對比，自然便可對作者想要表達的嚴峻狀況有更深入的體味。

　　在引証文學作品時，馬克思常會使用顛倒的手法，故意將引文處理得與原典相反，從而令讀者思索過后，印象更加深刻。柏拉威爾認為，這與馬克思的歷史觀有關：“馬克思有這樣一個黑格爾式概念，即‘悲劇’經過一定的時間會變成‘喜劇’，又如他認為德國人所設想的歷史圖景是顛倒的，而他的責任就是把這一圖景再顛倒過來。”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一段引文來自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創作的《堂吉訶德》，馬克思故意將堂吉訶德與桑喬交換了角色。

　　同樣，在充滿信手拈來的文學典故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裡，也有這位哲學家常見的變換手法：“金不是像彼得·施萊米爾那樣出賣自己的影子，而是用自己的影子購買。”彼得·施萊米爾是夏米索的小說《彼得·施萊米爾奇遇記》中的主人公，他為了金錢出賣自己的影子，但並不願意出賣自己的靈魂。馬克思在這裡有意反向而行之：金子是沒有靈魂的東西，它用自己的影子（即作為價值符號的貨幣）去購買物品。

　　生活裡的文學意趣

　　馬克思關於文學的評論散見於各處，即便難以形成完整的文學理論體系，卻依舊不乏連貫性。文學理論家勒內·韋勒克認為：“這些評論是由一種總的歷史哲學（它本身也是逐漸形成的）連結在一起的，可以看出發展的過程。”

　　除了公開發表的文章和著作，馬克思的私人信件裡充滿文學作品引語，常常帶有戲謔和游戲的意味。在給恩格斯的信中，他寫道“親愛的恩格斯：Iterum Crispinus”。“Iterum Crispinus”引自古羅馬諷刺詩人尤維納利斯《諷刺詩集》第4篇的開頭，此處轉義為“又是這個家伙”。在家信中，馬克思也常借文學吐露心聲，將嚴肅的意義隱藏在戲謔的話語背后。在寫給表妹南尼達·菲力浦斯的信中，他引用了席勒的戲劇《威廉·退爾》裡的一句話，來解釋自己為何決定留在英國而不返回德國。

　　1865年，女兒燕妮曾給馬克思做過一份調查表，也就是后來為人熟知的《自白》。在這份調查表中有兩個問題：“您喜歡做的事”和“您喜愛的詩人”，馬克思的答案分別是：“啃書本”和“埃斯庫羅斯、莎士比亞、歌德”。這樣的答案並不讓人意外，從馬克思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莎士比亞和歌德的名字被提及約150次，雖然埃斯庫羅斯的名字隻被提到15次，但是這位希臘劇作家筆下的普羅米修斯在馬克思心中所具有的分量在他的一篇論文裡可見一斑：“普羅米修斯是哲學日歷中最高尚的聖者和殉道者。”

　　或許，對於馬克思這位偉大的哲學家而言，古希臘是他的“精神搖籃”，德國是他“成長的故鄉”，英國則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地”。

　　制圖：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18年05月06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