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檻外看門道

　　金石學，聽著就高冷。很多人不懂，我也不熟諳。約略的了解，來自幾本書。比如，施蟄存先生的《金石叢話》。

　　《呂氏春秋·求人篇》說夏禹的“功績銘於金石”。施先生引高誘注曰：“金，鐘鼎也﹔石，豐碑也。”可知金石是古人銘刻功績的素材。三代盛青銅，鐘鼎是大體積的禮器，其銘文也較長，這種文字就叫“鐘鼎文”，即“金文”。戰國末年，青銅鑄造衰退，石刻文繼之而起，從漢至清，兩千年間，留存諸多人物功績與史料。

　　研究金石文字的這門學科，即“金石學”。金石文字雖然產生挺早，作為一門學問卻直到宋代才創立。李清照夫婿趙明誠就是一位金石學家，有“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為什麼宋代能產生金石學？這與宋朝學風密切相關，宋人重文追古，喜歡收藏先秦古物，研究銅器銘文就成了學問家們的追求。金石學奠基於宋代，其后寥落，到了清代，由於大興文字獄，清儒治學方向轉移至考據學，文字學、金石學隨之而興，金石學進入鼎盛時期。

　　研究清代金石學，學界皆知顧炎武、黃易、吳大澂之輩，今人新著難出新，也難普及。借著供職浙江省博物館之便，借著閑暇之日踏訪江南之利，王屹峰把視線投向比較冷寂的清僧六舟。六舟精研金石書畫，駐足山林猿鳥，行腳訪碑，親手椎拓，他所路過之地、經眼之物、交往之人、創作之源，皆是絕佳的清朝金石研究題材。幽僻之處得通途，王屹峰終以“六舟與19世紀的學術與藝術”為主題，寫成《古磚花供》（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一書。

　　六舟（1791—1858年）俗姓姚，名達受，字秋楫，號寒泉、萬峰退叟等。嘉慶四年，母親褚氏因寡居多子生計窘難，將8歲體弱的達受“舍俗為佛弟子”，法名“六舟”，師鬆溪，居海昌白馬廟。六舟自幼聰慧，日習詩書棋畫，17歲正式剃度，后掌杭州西湖淨慈寺，蘇州滄浪亭大雲庵。平生嗜金石、擅傳拓、精篆刻、好書畫，著有《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錄》《南屏行篋錄》等多部論著，現多存於浙江省博物館。

　　金石學起自銅器碑刻。因此極其看重拓本質量。拓本質量好，即使未見實物，猶能得出好的研究，反之必定讓人煩惱。講究的金石學家，常要親自做一番考訂。拓印是古人的復印技術。蠟拓攜帶方便，但拓印效果難及墨拓，后者的技術要求也相對較高。清代拓印技術之發達表現為以馬起鳳為代表的“全形拓”，呈現出三維立體效果，而六舟專長於此，被視為馬氏傳人，阮元贊他是“金石僧”“九能僧”。《古磚花供》中配有許多六舟拓本可供鑒析。其中余姚的《三老碑》頗得六舟青眼，譽為“兩浙第一碑”，關於其出土地點和時間尚有爭議。王屹峰圍繞此碑與拓文所作的評議，對《三老碑》的進一步研究或有啟發。

　　嘉慶年間，江南湖州、海寧、紹興等地陸續發現許多南朝墓磚。這批墓磚兩側皆有文字，有詳細墓志，具備極高的研究價值。張叔未、張燕昌、陸心源等人爭先大量購入，古磚遂進入金石學視野。王屹峰以《古磚花供》做題，可見六舟於此之精道。王屹峰言及六舟藏磚超過500種，所見更不計其數，六舟亦以詩文表達自己對古磚之愛，命其軒曰“磨磚作鏡”，且以古磚全形拓補以花卉作清供之圖，自稱“花插”“磚盆供石”“古磚花供”。六舟對19世紀藝術的貢獻，更體現在他的《百歲圖》系列的“八破畫”創作。八破畫從中國傳統的“敬惜字紙”發展而來，顯示一種殘缺的圓融美。六舟將拓片圖像引入八破畫，另類的復制粘貼裡暗含吉祥寓意，所產生的視覺效果較之20世紀的現代藝術，亦不遜色。

　　六舟主要生活在嘉慶、道光年間，恰是金石學蓬勃之期﹔他對這一領域的痴迷，很能代表當時的文人趣味。更何況，他身兼僧人、文士、拓工三重身份，的確是一個很好的樣本選擇。世間學問千百種，各有門道，無人能樣樣皆通，閱讀功在稍叩門扉。以六舟事跡為切口進入19世紀的金石世界，我們普通人亦可略窺小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