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葉聖陶和父親葉至誠隻能業余創作，葉兆言覺得自己有幸能夠全力投入寫作。

　　▲《刻骨銘心》書封。

　　本報記者 路艷霞

　　“我最大的幸運其實是很喜歡寫，而且一直沉溺在寫作中。”作家葉兆言已步入花甲之年，他說隻要正常寫作，吃飯也香，睡眠也好，要是不寫點什麼，就什麼都不好了。他的長篇小說新作《刻骨銘心》近日面世，這是他堅持幾十年寫作的又一次收獲。但他懇切地說：“我從不過高估計自己，每一次寫作，我都把它當作對以往作品的拯救。”

　　談新作

　　人物家國情懷“刻骨銘心”

　　談及新作，葉兆言表示，《刻骨銘心》雖有著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歷史背景，然而其意不在寫歷史，而是寫“人”，寫人的生活、情感、命運，痛與愛，失意或歡欣。那個年代，軍閥混戰，日軍侵華，南京則處於這一切的風口浪尖上，各種人物在那個特殊年代都經歷了刻骨銘心的人生，主人公紹彭更從一個富家子弟成長為一個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革命者。

　　這部小說初稿2017年首發於《鐘山》雜志，此后葉兆言對書稿進行了修改，並增加了《在南京的阿瑟丹尼爾》等章節段落約1萬字，濃墨重寫了日軍侵華時南京城的慘烈氛圍，具有濃重的家國情懷。“這裡面的故事早就有了，一直沒有寫。”葉兆言透露，直到有一天看到“刻骨銘心”這幾個字，他突然意識到似乎找到了一根繩子可以把那些散落的珠子穿起來，而那些故事正是“珠子”。

　　新作也包含了葉兆言的不少新嘗試。他特意選擇了一個冗長的開頭，寫了兩個非常簡單的故事，第一個故事是一個女孩的故事，說的是人類有可能面臨無性的痛苦﹔第二個故事講一個人突然失去語言、無法表達的痛，看起來和后面的情節發展並無關聯。葉兆言揭秘道，他特別喜歡契訶夫的《海鷗》，該作有一個很倉促的結尾。“所以我寫這本書時，就想寫個冗長的開頭，還特意選擇了一個倉促的結尾，這是一種技巧，也是在向《海鷗》致敬。”

　　小說中有嘗試，更離不開多年的積累。上世紀80年代，葉兆言在南京大學讀中文系，“當時南京大學的風氣是，至少三年你別寫，就是老老實實地讀。”那幾年，他整天泡在圖書館，也熟悉了老的文學刊物和報紙，就像《刻骨銘心》中寫到的一些廣告細節，就是其當年看老報紙登載的廣告，覺得十分有趣，隨手抄下來的。

　　談創作

　　自己為人謹慎為文放蕩

　　在文學評論家潘凱雄看來，葉兆言不屬於能快速圈粉的那類作家，屬於要慢慢品的作家。文學評論家賀紹俊也發覺，葉兆言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從不跟著某種潮流、某種力量走，而不少作家確實是隨潮流、跟市場或借海外漢學家而走紅的。

　　葉兆言如此回應道，“我有一個基本原則，如果屬於某一個流派其實是很糟糕的，寫作者應該特別清醒地認識到，要成為一個單數。”事實上，他一直在要求自己，不要以“你們、我們、他們”等團伙的形式出現，而是以“你、我、他”的個人形象出現。

　　上世紀80年代末，葉兆言以中篇小說《棗樹的故事》和“夜泊秦淮”系列一鳴驚人。談及舊作，他說，《棗樹的故事》不斷被退稿，自己也不斷修改，於是就有很多風格雜糅其中。他還揭秘道，自己在寫”夜泊秦淮”系列時，其實有反諷和調侃意圖，“我當年是現代文學研究生，看了很多過去時代的小說，看出很多毛病，所以想戲仿、‘調戲’一下那些寫作。”葉兆言坦言，他寫歷史小說之時，正是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大行其道之時，他於是想寫和傷痕文學、尋根文學不一樣的東西，“別人要尋根的話，我還不如把‘根’拿出來，嘲笑一番。”

　　葉兆言喜歡放開了寫，想寫歷史就寫歷史，想寫現實就寫現實，從不擔心寫壞掉了。但是“為文放蕩”，也讓他在文壇上的地位變得尷尬起來，什麼流派都會參與其中，“談到先鋒派會談到我，談到新寫實主義會提我，談到新歷史主義還會提到我。”

　　談南京

　　透過南京這扇窗看中國史

　　南京近現代的百年歷史，是葉兆言一個重要的寫作資源，他自己也承認，起碼有一半的小說寫到了南京。有人於是評價，他用文字佔有了一座城市，而葉兆言表示，他想跳出本土、跳出南京，但其實很難。

　　早在上世紀90年代，葉兆言寫過一本“南京人”系列。書中他曾提出一個觀點，被很多人不斷地引用。“我說，北京人愛做官，上海人愛賺錢，南京人什麼都做不了，我們就做學問。”在書裡，他還煞有介事地說這句話是引用自一位民國老先生。但葉兆言透露，其實並沒有這號人，“我覺得這是文學的一個基本態度，我編的這個故事是代表了自己的一種希望，希望南京人能夠這樣，更希望中國人都能這樣。”

　　正在寫作中的《南京傳》長達20多萬字，葉兆言解釋，他寫“南京人”系列時就有過念頭，“能不能通過南京這扇窗戶，來把中國的歷史說一遍？”他坦言，這次是從各個不同時期的南京來看中國歷史，目前這部作品開始收尾。

　　“我整個人命很賤，生命不息，寫作不止。”葉兆言說，寫完《南京傳》，他還會把停滯了許久的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寫作，再延續下去。“我祖父（葉聖陶）和我父親（葉至誠）都熱愛寫作，但是他們都是業余作家，一生中隻能拿出百分之幾的精力來寫作。”他感慨，和他們相比，自己可以全力以赴地寫作，95%以上的精力都用在寫作上了。“那我為什麼不惜福？一個作家特別脆弱，政治、經濟、健康、名利等等原因都會影響寫作，在過去一百年中，能讓一個作家安安心心坐在桌子前寫作的時間，太少了。”他認為，既然自己獲得了寫作的機會，就應該認真地寫，“住更大的房子，配兩個女秘書，都解決不了寫作的問題，作品寫不好，就是自己沒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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