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司馬遷的“耕牧”生活（史家筆墨）

　　成書於西漢時期的《史記》，東漢學者班固已經稱其“貫穿經傳，馳騁古今”（《漢書·司馬遷傳》），借用“經傳”的文獻意義肯定這部史學名著的絕高等級。章學誠曾有“深於《詩》者也”，“千古之至文”的贊譽。對於這部文學和史學共同崇奉的經典，魯迅先生所謂的“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尤為精當。自然《史記》的主要撰著者司馬遷，被看作文化偉人。

　　關於司馬遷強大的精神力量，人們通過其身受重刑依然頑強著書的經歷予以認識。清代學者趙翼分析戰國至於兩漢所謂“氣節之盛”時，指出“輕生尚義，已成習俗”。而司馬遷能夠戰勝“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的心理痛苦，“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採不表於后也”（《漢書·司馬遷傳》），終於完成《史記》撰述，得以“博有奇功於世”。宋代學者黃震於是感嘆道：“遷以邁往不群之氣，無辜受辱，激為文章，雄視千古，嗚呼，亦壯矣。”司馬遷的另一人生體驗，即萬裡行旅，對於他的史學考察和史學理解意義也非常重要。蘇轍說，“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凌稚隆《史記評林》卷首引馬存語：“子長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其用意在於“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后吐而為書”。

　　司馬遷是這樣回顧自己的早年經歷的：“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史記·太史公自序》）“二十”出游之前，“年十歲則誦古文”，形成早期文化氣質。而“年十歲”之前，則曾經有“耕牧”實踐。

　　漢代未成年人參與生產勞動實踐，是相當普遍的情形。司馬遷《史記》中有所記述。如《高祖本紀》記載，“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說后來的漢惠帝和魯元公主年幼時都曾經跟隨呂后參與田間勞作。《衛將軍驃騎列傳》寫道，衛青“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其他史籍也有不少記載兒童勞動的故事。

　　《釋名·釋長幼》關於“童”是這樣解釋的：“十五曰‘童’。牛羊之無角曰‘童’。山無草木亦曰‘童’。言未巾冠似之也。女子之未笄者亦稱之也。”《說文·人部》也說：“僮，未冠也。”漢畫像石、漢畫像磚多有兒童參與“耕牧”的畫面。這些畫像資料中所看到的“童”，都是被發童子，表現出“未巾冠”的形象。當然，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在“年十歲”之前，較“十五曰‘童’”，還要年幼很多。

　　《漢書·昭帝紀》記載了始元二年（前85）少年漢昭帝在“鉤盾弄田”參與耕作實踐的故事：“（春二月）己亥，上耕於鉤盾弄田。”這一歷史記錄具有儀式性意義，在正史系統中是受到重視的。《宋書·禮志一》《南齊書·禮志上》都曾回顧這件事。據《漢書》的注家解釋，“弄田”為“年幼”“戲弄”之田。漢昭帝耕於“弄田”故事，存留在長久的歷史記憶中。宋代學者宋祁的作品中至少5次說到“弄田”。清乾隆帝詩文中“弄田”凡38見。漢昭帝“耕於”“弄田”，自然首先是帝王進行重農宣傳和勤政表演的一種方式，與司馬遷等幼時的“耕”完全不同。但是對於尚是未成年人的漢昭帝來說，這又是一種耕作游戲，也是一種勞動實習。我們還注意到，9歲的漢昭帝“耕於鉤盾弄田”，和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大致在同一年齡。這可能是漢代社會未成年人普遍參與“耕牧”勞動的人生階段。

　　“耕牧”經歷的表現，絕不會是不經意之為。儲欣《史記選》這樣評價《太史公自序》：“耕牧壯游，磊落奇邁，想見其為人。”指出童年司馬遷“耕牧”生活與“其為人”的關系，體現出非常透徹的歷史文化觀察力。桓譚說，“通才著書以百數，惟太史公為廣大，余皆叢殘小論。”王充說，“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河漢也”，而“其余涇渭也”。司馬遷對於“田農”“田畜”等經濟行為非常重視。梁啟超指出，“西士講富國學”，“太史公最達此義。”（《史記貨殖列傳今義》）也有學者強調，通過對“農”的看重，可知司馬遷“相信經濟的力量對於國家與倫理有莫大的影響”。司馬遷對經濟史的理解，早年“耕牧”體驗應是必要的知識基礎。而《史記》能夠“詳察社會，精言民事”，“一掃封建上下等級”，特別是面向底層，關注平民的立場，以及有的學者所稱頌的“社會眼光”“自然主義”等表現，很可能與他幼年即產生的與勞動者的親近情感有關系。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