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新生（評談散文·散文的現代化）

　　漢語的可能性

　　傳播方式、媒介的變革無疑會對文學產生發生影響。竹簡向紙的變革、詩詞之吟唱、話本、院本，在這些古代的文化故事裡，我們同樣能看見，文學與新的傳播方式及媒介的交互影響。

　　所以，當代的文學生產者也應當留意到這樣的變革。每一次變革，都是思想者的好“節日”。比方說，就文本質地而言，互聯網傳播帶來的超文本鏈接性，就是很有意思的話題。在尺幅有限的紙質書寫中，我們很難把所有引起閱讀興味的信息用筆墨“堆積”出來。超文本鏈接，解決了這樣的難題，它在每一個興味點用變體、顏色或者二維碼實施打開提示，閱讀空間就因之得到了即時性拓展。

　　這與文學又有什麼關系？我們曾經夢想的文學語言的質地是什麼樣子？總歸起來，我們就是要找回那種“沒有被侵害的語言”——自由的語言、超文本語言、在情感和理性上給我們提供豐富鏈接的語言。在這層意義上，漢語是有著天然優勢的語言，它的形態上的感性，它的傳承上的代代積澱，都為它的超文本鏈接性提供著豐富的可能。

　　中國有好故事。第一個好故事就是，我們擁有潛能無限的漢語。

　　文學非食譜

　　生活要新起來，的確是不容易的。一系列社會性關聯都發生了新的變化，它們的聚合也許才可以造就新狀貌的生活。寫作也是類似的情形。

　　整體性的變化之難，卻不意味著寫作者都應懷著遷就心。有時與寫作者交流，我總是強調一個前提，那就是“讓自己成為出色的作家”，如果沒有這個前提，任生活行進下去就是了，交流又有何意義呢？所以我們要勇敢地發問，向著我們曾經依賴的資源發問。比方說，對中國散文有著基因性影響力的“史傳”文脈及“詩性”抒情偏好發問﹔比方說，對所有在中國文藝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轉化中起著重要作用的運動“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五四運動”等等發問。

　　食譜千百年不變，我們可以保守地安享“正宗”與“地道”﹔寫作卻不能如此，它必須在追問中尋求新的生長。

　　借古

　　寫作者經常借用古代。這是為什麼呢？也許我們可以方便地回答，因為古代已經發生，它是我們唯一可以把握的一系列事實。並且，古代是一個不斷生成的容器，所有的人與事，遲早都要歸入其中。

　　可是還有另外的情形，它們也與古代相關，但在普通讀者看來卻是“未來者”與“先鋒”。

　　最近看到一本研究先鋒文藝與一戰關聯的書，提到芭蕾舞劇《春之祭》。該劇的突破對象，當是以《天鵝湖》為巔峰代表的古典主義文藝。在劇場中，人們看到也聽到了與古典主義大相徑庭的種種趣味：旋律及節奏不再遵守“和諧”美學。作為祭品的少女舞蹈至死的情節設置，也深深刺痛了觀者“溫婉”的心理邏輯。這無疑是先鋒者的姿態。但這又是一次“借古”文藝事件，編劇者依據並想象的，是一場古代俄羅斯人的春祭儀式。

　　這裡，我們或許能找到借用古代的另一條理由。除了漫長的時間阻隔而使它們略顯渺茫之外，古代，更古的古代乃至原始生活及藝術形態，它們才是沒有被某一專斷傲慢的力量與氣息玷污的資源，而這一資源是讓我們重新回到自身、重新找回生活及藝術多元解釋的有力武器。“借古”與守舊無關。

　　冒犯

　　近10年來，研討會上夸獎別人的作品，“這是一部冒犯之作”變成客套話了。

　　如果我們還能同意此處的“冒犯”是向勇氣和智慧致敬的話，我們是不應該把這頂桂冠四處送人的。

　　這本來是一柄寶劍啊，精光黯黯，文章片片，鍛造多年，鋒如霜雪，為此，鍛造者甚至祭獻了自己的性命。這不是歲月靜好裡的玩物，而“冒犯”也不應該成為客套話。真的“冒犯”是難的。冒犯是情感與思想的一次開疆拓土，在這個意義上，韓愈冒犯了南北朝，王陽明冒犯過朱熹。如果你的對手是你假設的、力量軟弱的、可以被一擊致命的，那我隻能說，你很聰明，但你並沒有冒犯什麼。

　　很多時候，我們被冒犯的架勢吸引，但忘記了忽視了冒犯的因緣。僅僅把冒犯理解到寫作風格之突破這一層，這可能是對“冒犯”精神的極大誤解。想想吧，韓愈之冒犯，為的是挽狂瀾於既倒。再想想吧，王陽明之冒犯，為的是致良知。

　　文論家的焦慮

　　有段時間了，得閑就翻翻中國古典文論。沒有更多的理由，總想將所謂的知識秩序化，藉此對抗駁雜的焦慮。

　　有些焦慮很難平復。這就有些像明代的文論家了，知識在他們那裡幾乎已經普遍地秩序化，他們已經清楚地總結出唐詩宋詞元曲這樣的“一代一體”，然后，他們開始陷入焦慮：我們大明朝的文學該向后代提供什麼？

　　焦慮遠不止這些。這幾乎是中國文學演進的規律了，當某種稀缺因素，也就是引起文論家焦慮的理由——情感、立場、方法被捕捉到，它會被逐步放大，直到成為非理性的霸主，然后開始宿命般地等待下一個完全否定它的力量。

　　近代、現代及當代文學的演進，也並沒有跳出這樣的規律：在國家現代化的途中，在對“現代性”種種的文學體認中，我們在高頻率地實踐著“否定之否定”。這是一個過分依賴“稀缺性”而獲得歷史痕跡的文學過程。

　　我們今天紀念一位文學家的理由，不應當僅僅是其作品擁有當年的某種稀缺性，比如，第一聲控訴、淺層的現實干預、蹩腳的帶著模仿姿態的現代敘事，等等，這是值得寫作者與讀者深思的問題。

　　（作者為《散文》雜志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