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一座巨大的城市,因其巨大,從一處去向另一處,人們用在路上的時間特別多。於是這個城市任何時間,總有各種各樣的人走在各種各樣的路上。
北京是一個豐富的城市,在這個城市的上空,會交織著許多電波,電波承載著各種各樣的聲音,和路上的人相遇。
春曉,北京人民廣播電台交通廣播藍調北京節目的主持人。 “一杯茶,一首歌,一個藍調北京。”從2004年元旦,每天晚上,她的聲音會出現在某個固定的頻率中,一年365期節目,她已經主持了14年。“這麼多年,每天一小時,幾千個夜晚,我隻有一個晚上缺席,因為頸椎的問題,實在沒法起床。”她的語氣裡有驕傲,又似乎有點不可思議,原來自己把一個同樣的工作風雨無阻地堅持了這麼久。
14年,每個晚上,在路上,也許陪伴了時光,也許撫平了焦慮,也許碰撞出故事,也許改變了節奏……她的聲音究竟遇見過多少同頻的心靈?
分享的那些心情,播放的那些歌曲,無論是固定收聽,還是偶爾相遇,無論聽的人是喜歡還是不喜歡,她並不在意。
至於有沒有人會關心這個聲音的來源——是誰,有怎樣的經歷?走過什麼樣的路,路過什麼樣的人?她也不在意。
“無論是我配音的片子,還是我在電台做的節目,我覺得我都是個配角。配音不用說,在電台,你是夜色裡陪伴人家在路上的一個聲音的配角。可這是我認為自己最舒適的位置。台前站的是別人,沒有主角的壓力,也沒有誰會特別在意你。在幕后,我就像個不被人監督的小孩,以主角的心態,找到了可以盡興玩耍的時間,盡興玩耍的舞台。這樣的表達,對於一個不夠勇敢,羞怯又有點自卑的人真的是最盡興的一種方式了。”
造夢空間
7月的一個周五,要步入休息天的城市慢下來。晚上7點,春曉來到北京人民廣播電台。她的嘉賓——一個吉他手兩個歌者已經在門口等她了。
他們彼此打著招呼,聊著近況,調侃對方兩句,笑一會兒,那種輕輕鬆鬆的狀態像老友在周末的一個聚會。
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她把周五的節目留給了非專業的歌者。讓不同職業的普通人唱歌,是她安排節目的初衷。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表達,說話是一種表達,歌唱也是一種表達。節目裡不一定總要出現那麼完美的聲音,那麼嫻熟的技巧。反而是普通人的歌唱更有新鮮感。他們歌唱的那種情感,打動自己,也能融化聽者。”
幾個人圍坐在一間小會議室,排練。
吉他彈響,歌聲伴隨而起。
她閑閑聽著,偶爾插句話:
“我覺得你不用去跟吉他的節奏,也沒必要拔高,你用自己的節奏唱,看到那個歌的畫面,讓它自然地出來,其實很動人……”
“哎,你不是北方人嗎,怎麼聽你吐字裡有點南方人前后鼻音不分的感覺,有意思……”
“我覺得這個地方,大家可以給她來一段和聲,這支歌實在是每個人都忍不住要唱出聲的……”
21點,她慢悠悠,帶著點慵懶,開啟了用音樂講述的藍調時光。
暑天,直播間裡的冷氣卻有點凍人。她套了件灰色的厚毛衣,待在一大堆龐雜的機器后面。 她比尋常節奏慢半拍的聲音,她從記憶裡抽出冥想的狀態,她所談論的別離的話題,使得樂音人聲都掉落在清冷裡,變得遙遠而虛幻。而她則更像一個對著火堆喃喃的旅人,火光在她臉上跳躍著,風吹過來吹過去,把她的聲音帶走,到不知道哪裡的地方降落﹔那裡有一雙耳朵,一個同頻共振的接收器:
“喜歡開車夜行北京,喜歡夜行北京時聽藍調北京,喜歡聽藍調北京時車窗外的夜色,喜歡春曉用音樂聊生活的播音方式,喜歡春曉像雨點輕輕敲打我心的聲音……”
“耳邊是一個名叫藍調北京的電台節目,DJ是一個聲音低沉幽遠的女人,說話慢條斯理,帶著歲月的滄桑,聽她的話仿佛回到了自己的記憶。她的歌都是緩慢的情歌,傷感、悠揚,仿佛我的心情……”
“春曉的藍調北京,她舒緩的聲線,配合藍調音樂,就像做瑜伽,讓我的精神開始慢慢沉,慢慢沉,慢慢寧靜……”
接受到她電波的人也許並不知道春曉是誰,她也不知道自己的聲音最后落向哪裡。“我不想成為人家生活的主角,就是恰好的時間相互陪伴,產生一點共振。我深知沒有一種長相、沒一個聲音是可以討好所有人的,我也沒有那麼大的企圖心去討好所有人。但遇到同類我會很高興。一個同頻的人對我是很重要的,雖然我不知道那是誰,但你知道有這樣的人在,是內心的力量。”
節目結束,她在直播間門口站了一會兒:“對於我,這一個小時是時間之外的時間,就好像你周圍地球在轉動,時光在流逝,可你不在那裡面,你是在夢裡。這是一個造夢的地方。有人給你一份工作,還給你發工資,你卻用它來做夢,你很享受一天的這一段時光。這很難得呀,所以這麼多年,有的人升職了,有的人改行了,他們也有人建議我去再開辟新的陣地,可我願意在這裡。”
老靈魂
春曉是湖南人,名字是父親給她起的,因為她生在春天的黎明,凌晨四五點,是白天也是夜﹔是春曉,也是春眠不覺曉。她覺得這個名字和她很契合,她是春曉。
做了主持人,也曾給自己起過高大上的藝名,叫著總是那麼隔,好像是和她無關的陌生人,就又叫回“春曉”,踏實,自在。
她不是一個對自己人生有規劃的人,隨意而散淡,跟著感覺走。她信任自己的直覺,很小就覺得自己有一天會做一份說話的職業。
“我小時候不是在父母身邊長大的,他們工作很忙,就把我寄養在外婆家。外婆那時候已經70多歲了,很多人會記得自己童年的許多事兒,但我好像都不記得了,我童年裡最多的東西,就是發呆。”
孤獨的童年,沒有伙伴,無人溝通,她的世界裡缺少陪伴的聲音,傾訴的欲望反而比其他孩子更強烈。她渴望說話,渴望表達。
“內心的孤獨感好像與生俱來,可又需要交流,需要聽見聲音,那就自言自語。我幾乎沒有高中以前的朋友留在記憶裡了,內心覺得那是我一段不願意面對的時光。性格比較懦弱,長得不好看,成績也不是很好。好像沒有任何東西讓你能夠和外部世界很通暢地溝通,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與人打交道。”
雖然性格的原因,她很長一段時間忙著自卑,可她又相信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都是帶著自己的禮物和天賦,總有一個位置因你而設。
畢業后,她找到了這個位置,在長沙電台音樂頻道主持了6年《黃金十二點》的節目。
“我喜歡講話,所以很早就有一種預感,我將來可能要做主持人。但我這種性格又不願意走到人群中,在人群中去表達。那在電台這個崗位上,聲音是我的一個出口。我不說‘親愛的聽眾朋友’之類的話,那好像你是對著一個城市說話。我表達的對象常常是虛擬的一個人,那狀態其實還是自說自話,自言自語。”
上世紀90年代,甜美的聲音是電台播音的主流,“那時候流行又甜又脆又亮,好像銀鈴般的聲音,我的聲音離這個標准實在太遠了。”
和主流離得很遠,也不是播音主持專業的學生,多少有點迷茫。她不聽自己的節目,也從沒有給自己留一份節目的錄音。后來,有人告訴她,其實一個人做節目的時候是做你自己。她把這話記在心裡。“當你不知道要什麼風格的時候,做自己是最自在、最舒服的狀態,你把這種東西傳遞出去就對了。”
她知道了聲音只是一個人的殼,而心才是聲音的源。
“你的聲音殼裡有個什麼樣的源?”問她。
“我覺得自己從來就是個老靈魂。因為沒有童年去放我的童心,所以我那個童心,在身體裡就沒有盡興過,因為從來就不天真,所以也不會更老下去。”她大笑起來,“但我那個童心變成了不甘心,一直沒有泯滅,所以我又像個孩子,對世界很好奇,對人很好奇,那個好奇心一直很強烈。”
因為對世界好奇又對人好奇,她喜歡旅行﹔因為對世界有興趣,又不擅長走進人群,享受大眾的歡樂,她喜歡和花草打交道,認識同樣喜歡花草的人,和他們一起去旅行,去世界各地看花園。
她從湖南來到北京,本隻想短暫停留,可這裡卻成了她目前生活過的最久的地方。
“在北京這個城市,什麼人你都能看到,而我又對人特別有興趣。如果你是一個奇怪的人,你一定會在北京找到同類,大家不會覺得你奇怪。每一種人,都能找到你的同類。任何一種生活方式,任何一種理想在這裡都會得到尊重,得到放大。而且你有多大的才能,基本上就能得到多大的釋放和回報。這個城市包容,在這裡我看到了很多人的夢,也看到很多人實現了夢。你所見的讓你的視野打開了,更包容,懂得分享,也會願意把自己更打開一些,突破固有的界限。”
她覺得自己是一個既願意享受孤獨,又喜歡表達的人。而在北京,總有一些人在陌生的領域給人新鮮的碰撞,可這個城市大,距離的成本、時間的成本,又讓人的黏合度沒有那麼高,很容易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裡。於是,她在北京晃蕩了兩年,聽從直覺的召喚定居下來。
“我覺得湖南是我的土壤,北京是我的空間。湖南賦予我的是一個基因,天生的熱血、倔強,但是北京給了我呈現最好自己的空間。”
給電影《無極》中張柏芝配音、為旅游衛視頻道“身未動,心已遠”做宣傳片、在“快樂女聲”“超級女聲”節目中當評委,都是她來北京后做出的嘗試。然而她喜歡的依然是電台,“電台這個行業,相對都是和單純的東西打交道,文字呀音樂呀,不對著事不對著人,不用費心琢磨,你自己也比較單純。不用走到台前,被別人去討論,成為和你不相關的人的茶余飯后,被聲名追著,被人群裹挾著。這麼多年雖然看起來(這個工作)是枯燥的重復,但因為你珍惜這一小時,你會覺得是很美好的過程。我想不到現在還有比它更有樂趣的事情。”
身未動 心已遠
最近,很認真看了央視播出的一部紀錄片《天山腳下》。
在世界杯期間換台時被吸引的,一個長鏡頭,是轉場的人和馬群在翻山越嶺,沉默的馬和人,沉默的山和水。
停下來看,解說是女聲,很沉靜,不煽情卻深情,娓娓地講著哈薩克人對於馬的情意。忽然就被打動了。
然后,你坐在了那個聲音的主角對面,她黑衣白褲素顏,穿得寬鬆而舒適,狀態也是如此,閑適自在。
“去年10月,他們(《天山腳下》)找到我,我就看了片尾,一下就感動了。他們前前后后拍攝用了3年多的時間吧,最后就隻有短短5集,付出的精力和呈現的量其實是不對等的,極不對等。通過片尾的幾個畫面,你就知道他們下了多少功夫,如此講究,那麼大氣,完全是用電影的質感呈現給你的。使你看見了,就特別想成為中間一員,哪怕是其中的一棵樹,一口井。每個人都希望給自己留作品吧,我是說來到這個世界上留一個印記。那給這麼優秀的東西做解說,你會覺得因為喜歡,你在做的時候自己都閃著光。當然,你不在乎別人有沒有看到你這個光。”
《天山腳下》不是她解說的第一部紀錄片。2009年,《台北故宮》在中央電視台熱播,她的解說引起了關注,也引來爭議。她當時說:“我尋求的不是肯定,而是參與,參與一件純粹個人喜歡和有意義的事。”
現在她依然是這樣的觀點,她也不覺得在其中是做配音工作,她覺得自己是觀眾,在看的過程中去給人講故事。
她說她工作起來會很慢,因為她更願意在裡面多停留一陣,直到那些畫面,那些人,那些故事漸漸被融化在聲音裡。
她講這些年她自己的變化,她講她對很多事情都不求甚解,卻越來越了解自己。
“有一次去主持一個節目,他們給我穿上晚禮服,箍得緊緊的,簡直都不能呼吸﹔頭上扎了結﹔然后領口上,一隻大的黑蠍子的裝飾,二十幾隻腿那麼夸張地伸開﹔妝化得很濃,穿著那個手足無措。雖然那樣的我,外表也許美化了,缺陷被修飾了,但那不是我。我是一個不能在不舒適狀態去說話的人,所以我一上台張口,就出錯了。我后來說,你們請我來,不是因為我有名,不是因為我漂亮,你們請我來,是說話的,可把我弄成這樣,我就說不了話了。現在,因為見到了許多生命中沒有束縛的人,漸漸被他們影響,不管到哪裡,我要自己得體就好,妝越化越淡,衣服合適舒服就行,越來越不在乎別人怎麼看我。我要自己自在。”
和她聊天,沒多久,就意識到我們是同類:她對我有好奇心,她在觀察我,一如我用好奇心在觀察她。她在校正我聲音不准確的地方,一如我在校正我對她聲音產生的錯覺。她試圖在談話中把我放置在前台,使得自己更靠近一個聆聽者的位置,這恰恰也是我想要做的……
“我從不以聲音的好壞來判斷人。和面相一樣,聲音分為很多層次,通過它,可以感受到一個人的靈魂。我甚至可以不見到一個人,就能感覺到他的狀態,他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一個人的話語可以裝飾,外表可以裝飾,但有很多東西是偽裝不了的。你觀察他的言談舉止,細節會給你很多想要的答案。”說到這兒,她忽然笑了,戲謔地看著我,“我相信我用的方法,你也在用。”
我在她言談的映射中看見自己。這真是奇妙,同時,被她看穿的尷尬漸漸變成釋然,最終我們真的放鬆下來。
“我不是一個能享受這種(採訪)時間的人,被你‘偵察’的感覺太緊張了。其實包括你剛才把那個(錄音筆)打開,無形中給人帶來壓力。”她說,“所以我要主動出擊,‘反偵察’,讓你緊張,那時候你會顧不上觀察我。”她大笑。
她做到了,我說要看看她工作時的狀態,她卻把我從旁觀者變成了她節目的嘉賓——我被她安排在節目中唱一首歌。
想到要對著話筒把自己唱給聽眾,我早在節目開始很久前就把情緒拉成了滿弓,而她是在自己待了十幾年熟悉的主場。
不過,那依然是個愉快的夜晚。如果你有機會路過一片篝火,又看見一群圍著篝火舞蹈歌唱的人,何妨加入他們,在歌聲中醉倒,黎明再登程時,行囊裡會多了一個美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