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文同則上下和（文明之聲）

曾侯乙編鐘出土運進庫房時，馮光生（右）曾經忍不住用手輕輕叩了叩其中一件小鐘。

編鐘出水現場照。

　　曾侯乙編鐘及其銘文，以聲音和文字互相印証的方式，保存了2400年前人類的音樂記憶，如同一部有聲典籍，使我們得以重新認識中國先秦音樂上取得的成就。這件世界上的重大發現，在人類文化史、音樂史、科技史等領域佔有重要地位，是公元前5世紀中國文明成就的重要體現，也是那個時代世界音樂文化的高峰，展現了人類智慧在“軸心時代”所創造的高度。

　　曾侯乙編鐘橫空出世

　　1978年春，我剛剛入職湖北省光化縣文化館，就趕上隨縣擂鼓墩一號墓（即曾侯乙墓）的發掘工地需要抽調人員。經過簡單培訓，我被分配到文物保管組，參與文物的清理和入庫。5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臨時值守抽取墓坑積水的淺水泵，但見隨著水位平穩、徐緩下降，沿墓葬中室南壁和西壁，三處條狀陰影漸漸顯出。后經考古隊員探摸，我第一次得知新詞“編鐘”，是樂器。5月28日，墓坑積水清出，編鐘展露出高大、完美的全貌：長過7米、寬過3米、高近3米的巨型鐘架，分3層8組懸挂著多達65件鐘體。這套來自上古的龐然大物，吸引和震撼了大家。當部分鐘體運到工地倉庫后，我迫不及待地用手輕叩其中一件小鐘，清脆、明亮的聲音直入耳際。在庫房進行清理時，我仔細端詳一件件鐘體，認真地描繪其形狀，笨拙地臨摹其紋飾和銘文，樂此不疲。

　　當時，各路專家陸續來到工地，有王冶秋、顧鐵符、張政琅、李學勤、裘錫圭、石泉等等。考察之余，他們大都免不了做一場現場報告。繁忙的工地，儼然成為一個考古重大發現的高峰論壇。我們一幫年輕人享受著一場場“知識惡補”。

　　6月28日，工地總指揮譚維四因為我畢業於湖北藝術學院的音樂學習背景，派我接待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專家組的黃翔鵬先生。7月3日，專家組開始對編鐘做首次檢測。我從黃先生那裡得知：這套編鐘每件鐘可以激發出兩個不同的樂音。古編鐘“一鐘雙音”的規律，是黃先生之前考察陝西、山西、甘肅、河南等地出土編鐘時的發現。事隔一年，在此得到了印証：曾侯乙編鐘每件鐘的正鼓部和側鼓部分別可以激發一個樂音，且有銘文分別標示相應的名稱。

　　7月27日，我們臨時組成的一個“考古樂團”，在黃先生指導下，試奏排練了由他和王原平編創的一組古今中外的樂曲，以實際演奏的形式展現這套編鐘的音樂性能。8月1日下午2時，首場編鐘音樂會在駐地部隊某師大禮堂拉開了帷幕。第一支樂曲由我領奏，我用中層第一組的高音鐘奏響了《東方紅》的第一個樂句，美妙的鐘聲激動了全場所有人的心。

　　而這一切還僅僅是開始。40年間，曾侯乙編鐘的研究與傳播走過了不平凡的道路。

　　追尋2400年前的樂音

　　曾侯乙編鐘研究，涉及考古學、歷史學、音樂學、古文字學、聲學、冶金鑄造學、科技史學等多個領域。人們從青銅器、禮器、樂器的角度認識曾侯乙編鐘，多學科間的相互協作、滲透、影響，都是為了追尋其靈魂——2400年前的樂音。

　　1979年9月，《曾侯乙墓出土文物陳列》在中國歷史博物館（今國家博物館）開展。曾侯乙編鐘原件僅有的這次遠行在首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同月，國家文物局確定開展曾侯乙編鐘復制研究，由譚維四、華覺明出任課題組組長。這個系統工程，開展了對編鐘形體、音響、化學成分、金相組織的檢測和分析，對編鐘鑄造方法的查驗，對編鐘振動模式的觀察。在此基礎上，一套按“原設計音高”標准復原的編鐘——這項被黃翔鵬視為“曾侯乙鐘律體系研究工作中尚待深入探究的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課題”，由中國音樂學院於2012年完成。

　　音樂學對樂器音響的採集、分析方法在曾侯乙編鐘研究的運用中逐步成熟、規范。同時，編鐘的音樂學和樂器學考察，作為一種重要技術手段，充實了考古學對鐘體分型分式的觀察要素，豐富了考古界依形制、紋飾、銘文對編鐘進行斷代研究的方法，為音樂考古中的樂器斷代研究開辟了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這種交織的知識，又深化到鐘形的選擇和鐘體的局部變化對鐘聲的影響，以及雙音技術的形成過程。

　　我們發現湖北民歌中大小三度重疊的特性音調，以五度為框架、三度為樞紐，與曾侯乙編鐘的律制特點相吻合。民歌即成為鐘樂“復原性”創作的源泉。此外，我們還嘗試從有據可考的琴曲文獻中選取古曲進行編創，在傳統音樂的意蘊、古曲的意境中尋求遺跡。這些不同的努力都是希望借曾侯乙編鐘等音樂文物建構起一部遠古音樂史。

　　1988年11月，以首屆曾侯乙編鐘國際學術研討會為標志，曾侯乙編鐘成為具有國際性的研究課題。自此開啟的10年一度的紀念性學術活動持續至今，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專題成果交流平台。1992年，曾侯乙編鐘（復制件）首次出境赴日本展演，隨后，在兩岸交流、香港回歸、重大國家慶典、對外文化交流和外交禮儀中，都閃現著編鐘的身影。和諧、美妙的鐘聲回響在世界和平的大舞台上。

　　2004年至2015年，由鄒衡、譚維四領銜，集合了一個因曾侯乙編鐘結緣，有30余年合作友誼或師承關系的老、中、青學者組成的20余人的寫作團隊，編撰出版了《曾侯乙編鐘》。這部大型專著以“放大鏡下的曾侯乙編鐘”為旨意，首次全面發表了曾侯乙編鐘的全部紋飾及銘文細節。

　　2016年，國際音樂考古學界在第十屆國際音樂考古大會宣稱：曾侯乙編鐘及其銘文，以聲音和文字互相印証的方式，保存了2400年前人類的音樂記憶，使我們得以重新認識中國先秦音樂上取得的成就。

　　編鐘浸透著“和”的美學思想

　　鐘是古代文明的結晶，也是人類使用較早的一種精神表達和傳播的重要工具。中國先秦編鐘起於晚商，興於周代。在那個充溢著“以禮治國，以樂興邦”思想意識的時代裡，“禮”與“樂”互為表裡，構成了政治制度缺一不可的兩大要素。作為禮樂重器，編鐘是權力和地位的象征。鑄造編鐘，往往與君王、貴族的政治意向，與追孝先輩、光宗耀祖以及祝福子子孫孫永保用享相關聯。使用編鐘，常常令其在敬天地、祭鬼神、享賓朋的重大的禮儀裡和國之大事中擔當重任。人們希望以和美的鐘聲祈禱風調雨順，寓意政通人和。編鐘作為物化了的精神產品反映出古代人類文化的精華和極為豐富的內涵。

　　樂懸制度是周代禮樂制度具體實施的重要表現。“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辨其聲”，規定了不同階層允許作樂的規模和享樂的權力。“樂懸”實指鐘、磬之類大型編懸樂器的配置。包括曾侯乙編鐘在內的曾國禮樂遺存系列以及其它相關考古發現，是我們研究樂懸制度以及周代禮樂文明翔實、系統、史料價值極高的資料。

　　曾國禮樂遺存系列顯示出周代禮樂樂懸配制及其規模上的發展：首先是於西周早期，曾侯墓中有鐘無磬，金石之聲尚不完善。現知最早的鐘磬配置出現於春秋早期的曾侯絴伯墓。其次，領封於周公的曾侯犺並不擁有“軒懸”之制。《周禮》所謂的“諸侯軒懸”自春秋早期的曾國才得以見到。之后，在史稱“禮崩樂壞”的時代，曾侯絴伯墓、曾侯乙墓、隨州擂鼓墩M2呈現的“軒懸”之制在外在的架勢和布局上並沒有改變，變化的是內涵——實際配置的鐘、磬數量。再之后，曾侯絴伯墓、曾侯乙墓、隨州擂鼓墩M2均為編鐘、編磬、建鼓的配置，體現出曾國禮樂制度歷代相傳的特點。

　　“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精神和顯著特征。同時“和”字是一種編管樂器的象形，長短有別的竹管及其高低不同的樂音通過編排，形成有機的一體，即成為“和”的樂器和“和”的音樂。先哲論“和”常以樂器比附，大概原由在此。追求“協”“和”成為編鐘最為響亮的名號。中國樂鐘獨創的一鐘雙音技術得以成熟並廣泛用於實踐。一鐘雙音三度音程“和而不同”的技術成果與“和而不同”的理念在每件鐘體上重合，編鐘成為“和”的美學思想的精彩體現。

　　對於鐘的聲音，其從每鐘雙音、每組鐘的音列、鐘組間的音列及銜接上，追求鐘聲和美好、准確與和諧，幾近達到可以炫技的程度。對於鐘的裝飾，其不僅從鐘體的造型、色彩、紋飾、表面處理及光澤度、銘文的章法及工藝等精工雕琢，在鐘架造型和彩繪上，除一般純粹的裝飾之外，還將人的形象替代傳統的負重獸作為立柱，賦予鐘架構件新的隱喻性質：仿佛鐘聲來自這些托舉著鐘架的佩劍武士的吟唱。這一設計在“擊其所懸由其虡鳴”的巧思和原則基礎上，寓人與鐘聲的相飾相和，可謂匠心獨運。這是“和”的理念在聽覺和視覺的結合上的完美表達。

　　美國著名學者麥克倫指出：“曾侯鐘及其排列方法、命名系統和調律都顯示出結構上的成熟。復雜的律制、高超的工藝都超過了我們迄今對古代音樂世界的一切猜想。不僅其制作技術水平，而且在哲學—音樂學上所獲得的成就，都使我們高度欽佩。”

　　由一件歷史文物清楚地反映該文明的時代文化特征，凝聚如此眾多的科學技術，體現當時人類文明的諸多成就，以至於改寫區域文明的發展史，這是在其它古老文明中不曾擁有的例証。環顧公元前5世紀的整個世界，曾侯乙編鐘所反映出來的音樂文化和技術也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世界樂器史上的奇跡，也是人類歷史文化寶庫中的共同記憶。

　　《 人民日報 》（ 2018年08月22日 2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