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廣州的月餅有多貴？

《陶陶居月餅錄》左上杭仁鳳凰月的“文毛”，意即9角錢一盒（圖/文仕文化博物檔案館）

1933年印制的《陶陶居月餅錄》（圖/文仕文化博物檔案館）

《陶陶居月餅錄》冬菇鴨腿月的“丨二元”，意即1.2元一盒（圖/文仕文化博物檔案館）

一、“陶陶可觀月”最貴，每盒5毫洋

上回刊發《民國的月餅》(見本報9月15日A8），廣州文仕文化博物檔案館友情供圖，其中一幅“民國陶陶居的各式月餅”，出自文仕文化的珍藏文獻《陶陶居月餅錄》，這是1933年中秋期間廣州知名餅店陶陶居印制的小冊子。

今天讓我們打開這本小冊子，回到八十多年前的廣州，看看當時的月餅售價幾何。

《陶陶居月餅錄》裡面有一張《癸酉中秋月餅價表》，抄錄如下：

陶陶可觀月每盒5元

七星伴月每盒3.2元

陶陶居上月每盒2元

桂子蟾蜍月每盒2元

四黃蓮蓉月每盒1.3元

雙黃蓮蓉月每盒1.4元

核桃燒雞月每盒1.4元

冬菇鴨腿月每盒1.2元

雞油雙黃月每盒1.2元

金風臘腸月每盒1.2元

銀河夜月每盒1.1元

西施醉月每盒1.1元

金腿香月每盒1.2元

金銀叉燒月每盒1.1元

精品蓮蓉月每盒1元

鮮奶椰蓉月每盒1元

五仁上甜月每盒9毫

什錦上咸月每盒9毫

杬仁棗蓉月每盒9毛

南乳香肉月每盒9毛

蓮子椰絲月每盒9毫

杬仁鳳凰月每盒9毛

細心的朋友對照本文插圖，可能會提出疑問：咦，不對啊，“七星伴月”明明寫的是“丨二元”，“四黃蓮蓉月”明明寫的是“丨三元”，“冬菇鴨腿月”寫的是“丨二元”，“蟹黃蓮蓉月”與“核桃燒雞月”寫的都是“丨×元”，另一張圖上的“南乳香肉月”、“杬仁鳳凰月”、“杬仁棗蓉月”，價位都是“每盒文毛”，並不是“每盒9毛”啊！

實際上，這是舊社會比較流行的一種數字書寫方式，“×”表示“四”，“文”表示“九”，當一個數字既有整數又有小數時，就用阿拉伯數字或者豎杠來表示整數，用大寫的數字表示小數。三個豎杠和一個“二”，就是3.2﹔一個豎杠和一個“三”，就是1.3﹔一個豎杠和一個“×”，就是1.4。如果我們不了解這種書寫方式，那就會得出錯得離譜的結論，誤將一元零幾角一盒的月餅當成十幾元一盒，誤將三元零幾角一盒的月餅當成一千多元一盒。

好，現在搞明白了價目表上的數字，我們基本上可以得出這個結論：在1933年的廣州，陶陶居推出的二十多款月餅，最便宜賣到0.9元一盒，最貴賣到5元一盒，平均售價是1.5元一盒。

當時廣州的月餅，一般四個裝一盒，一盒剛好一斤。這種斤比現在的市斤稍微大一些，現在一斤是500克，那時候一斤將近600克（現在台灣菜市場的台斤也是將近600克）。有的商家為了吸引顧客，會把月餅個頭做大，一盒月餅做到一斤四兩重，但仍按一斤去賣，俗稱“加頭”。同時還有個頭特別大的月餅，一個頂普通月餅好幾個，旁邊再放七個小月餅，裝到一個盒子裡，稱為“七星伴月”。這種包裝的月餅分量足，價格自然比較貴，例如陶陶居的普通月餅每盒隻賣1元左右，而“七星伴月”則賣到3.2元一盒。另外還有一款“陶陶可觀月”，每盒5元，比“七星伴月”還要貴，應該是很高檔的月餅。

二、很多窮人買不起月餅

現在我們訂購高檔月餅，譬如說某個品牌的鮑魚月餅和冰激凌月餅，一盒不到一公斤，要價可達千元左右。80多年前的廣州陶陶居最高檔的月餅才賣5元一盒，難道是指5塊大洋一盒嗎？

其實不是。從1912年到1935年，廣州流通最廣泛的貨幣不是大洋，而是毫洋，所謂5元一盒，指的是毫洋5元。

大洋包括很多種。那些印著袁世凱頭像的“袁大頭”、印著孫中山頭像的“孫小頭”（有的地方稱為“孫大頭”），以及來自墨西哥的“鷹洋”、來自香港的“港洋”、來自英國的“站人洋”，以及清末鑄造的“龍洋”，大小差不多，重量差不多，含銀量差不多，購買力也差不多，它們統統都被叫做大洋，在華北地區、中原地區和江浙地區都很受歡迎。

毫洋不同於大洋，它是清朝末年廣東造幣廠鑄造的銀幣，面值隻有兩角，時稱“雙毫”。進入民國，又鑄造了面值五角的“五毫”、面值一角的“單毫”、面值五分的“半毫”。總而言之，這些銀幣或者鎳幣（半毫屬於鎳幣）的面值都不足一元，統稱為“毫洋”。

理論上講，10枚單毫或者5枚雙毫應該與1枚大洋等值，但是毫洋含銀量偏低，需要12枚單毫或者6枚雙毫才能兌換1枚大洋。上世紀20年代，滇系軍閥和桂系軍閥入主廣東期間，改鑄的新毫洋含銀量更低，需要16枚單毫或者8枚雙毫才能兌換1枚大洋。

換句話說，毫洋沒有大洋值錢，沒有大洋的購買力強，一塊大洋能買的東西，毫洋要花一塊多。按照1933年10月廣州市面上的兌換標准，大洋100元可換毫洋128元。

不過跟現在的人民幣相比，毫洋肯定還屬於貴重貨幣。據1933年署名玉昆的一篇調查報告《廣州近郊的農村生活》記載，1931年用5.2元毫洋能買100斤大米，1932年用4元毫洋能買100斤大米，1933年用4.2元毫洋能買100斤大米。照這個標准估算，毫洋1元至少相當於現在人民幣70元。

前文說過，在1933年中秋，陶陶居月餅每盒平均售價1.5元，折成人民幣大約是100多元。高檔月餅“陶陶可觀月”每盒5元，折成人民幣大約是五六百元。

單靠糧食價格來換算，肯定很不科學，要想搞清楚民國的月餅是否很貴，我們還要了解一下當時老百姓的收入是什麼水平。

1934年9月，中山大學法學院經濟調查處出版《廣州工人家庭之研究》一書，該書記載了1933年廣州勞工的月薪狀況（毫洋）：

熨衣女工每月1元到5元

裁衣女工每月11元到15元

紡織女工每月11元到25元

電機修理工每月46元到50元

糕餅師傅每月21元到31元

飯館學徒每月1元到5元

飯館廚師每月10元到60元

工廠司機每月41元到50元

車床技工每月10元到40元

水廠水管工每月40元到60元

建筑工人每月25元到40元

油漆工每月35元到45元

碼頭力工每月6元到30元

廣州市區總人口104萬，其中勞工大約73萬，多數家庭每月總收入在15元到50元之間。

這些數字告訴我們，底層勞工不吃不喝，一個月的薪水隻夠買一盒到幾盒普通月餅﹔技術工人收入高一些，但是一盒售價5元的高檔月餅也能佔到他們月薪的好幾成。假如這些勞工家庭為了過一個歡樂的中秋節，硬要去陶陶居買幾盒高檔月餅的話，那他們很可能要把全家人的薪水全部花出去。

還有一組數據，出自1935年廣州市社會局頒布的《廣州市平民生活調查》，說的是超過93%的勞工沒有買房，住在工廠或者租房居住，他們每月的租房開銷在2.9元左右，相當於陶陶居的兩盒普通月餅。當時廣州市內有政府開發的少量勞工住宅，相當於現在的廉租房，單人式房間每月租金0.8元，家庭式房間每月租金4元，水電費均已包含在內，不另收取。也就是說，在陶陶居買一盒最便宜的月餅，可以在廉租房社區裡租一個月的小單間﹔買一盒最昂貴的月餅，則超過一個家庭在廉租房社區租房一月的全部開銷。

所以我們可以想見，民國時代肯定有很多很多窮人買不起月餅，或者隻能去普通餅店買最便宜最難吃的月餅。

三、富商、官員和教師是當時“有錢人家”

1936年第37期《民生》雜志上刊登了一篇題名《月餅和水》的評論，該文有一句話，我覺得絲毫沒有夸張。這句話是這麼寫的：“月餅不過是有錢人家的一種應時點綴品。”

那麼誰是“有錢人家”呢？當然是富商、官員和教師。從1912年到1937年，是中國歷史上教師待遇最為豐厚的時期，廣州公立中學教師的月薪可以達到90元到120元，魯迅在廈門大學教書時的月薪是300元，后來他收到中山大學的聘書，開出的條件是月薪280元。像魯迅這麼有錢的教師，月餅可以隨便買，吃到吐都吃得起。

不過到了1937年以后，隨著通貨膨脹的不斷加劇、法幣的飛速貶值，教師的實際收入在不斷下滑。到了抗戰勝利前后，往常雇得起廚子、保姆、聽差和人力車夫的教師，已經被人力車夫看不起了。

最后請允許我再作一個總結：民國時代有它美好的一面，月餅款式非常豐富，商家促銷也非常誘人，連月餅的名字都取得又萌又高雅。但是這一切都與廣大底層百姓沒有關系，他們吃不起。即使是收入曾經非常豐厚的教師，到了民國后期也吃不起月餅了，哪像我們今天，無論多麼精美的月餅，絕大多數朋友都吃得起，而且都已經吃膩了。

不知道大伙是否能認同我的總結，如果認同，那麼好，請珍惜現在的美好生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