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故鄉的考驗

　　故鄉，這個傳統的概念在今天其實已經變得模糊不清，搖搖欲墜。當代文學裡的故鄉書寫，因此變得更有難度。然而，越是信息化甚至全球化，地域性、故鄉感在文學裡就越顯得珍貴，這又是對一個作家情感態度的考驗。

　　讀陳倉的《后土寺》（作家出版社），又讓我想到長期以來一直在觀察和思考的一個問題：作家如何在作品裡對待自己的故鄉。

　　這在今天其實是個難題。我最怕從寫故鄉的作品中讀出矯情，這種矯情甚至是不自覺的，因為有時候我們不但會出於感受，也會出於固化的認知而去處理某些寫作對象。對於古代的中國人而言，故鄉是生於斯長於斯，即使走得再遠也要回來的地方，是惟一的歸宿。故鄉的一切都需以敬畏之心對待，不能也不會有半點雜念在其中。那時的人們無論是當兵遠征還是外出謀生，大都帶著“背井離鄉”的悲憫，即使是做官，証明一個人真正成功的最大注腳，也是告老還鄉，落葉歸根，蓋個大宅院安享天年。舉凡中國古代關於故鄉的主題詩詞，幾乎都在同一情感狀態下表達著詩人對故鄉的眷戀之情。

　　到了現代文學，故鄉概念出現鬆動，以魯迅為例，《故鄉》其實是一篇題目被正文懸置起來的作品，故鄉，是一個回來也沒辦法傾情投入，其間不願久留，最終更急欲離開的地方。現代作家關注更大的世界，要在作品中表達更復雜的情感，故鄉也因此不再是單色。

　　當代中國，人們通過交通獲得的頻繁移動，借助移動通信獲得的隔空“如見”，使生活的地域感被完全改變了。故鄉，這個傳統的概念在今天其實已經變得模糊不清，搖搖欲墜。如果說從前的人們多是被迫背井離鄉，故有強烈的“還鄉”要求，種種閉塞和阻隔造成“家書抵萬金”的濃郁感情，那當代人離開家鄉大多是自主選擇，是為了追求更大理想，獲得更大生存空間。而且如果願意，可以在一天之內回家甚至往返。這樣的情形下，故鄉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被“懸置”的趨勢。當代文學裡的故鄉書寫，因此變得更有難度，包括情感是否單向度投入也成為一種對虛與實、真與偽的考驗。然而，越是信息化甚至全球化，地域性、故鄉感在文學裡就越顯得珍貴，這又是對一個作家情感態度的考驗。

　　陳倉的新作長篇小說《后土寺》也是對故鄉的書寫。像很多成功的前輩作家一樣，陳倉為自己的系列小說確定了一個地域“原點”，這就是他的故鄉塔爾坪。這是一個位於秦嶺之南的小村，也是他反復書寫的小說人物的故鄉，這個人物在《后土寺》裡就叫陳元。陳元是到最具象征性的現代化城市上海工作和生活的塔爾坪青年。整部《后土寺》都在敘述陳元如何在上海與塔爾坪之間奔走，進而牽出一大堆人物故事，更牽出百轉千回的鄉愁情緒。這種回鄉青年式的敘述視角，在陳倉的同鄉作家賈平凹那裡已經被反復運用過了。陳倉又提供出哪些獨特的新意呢？

　　《后土寺》基本上隻有兩個地域：上海和塔爾坪。這兩個反差巨大的地方，在陳元內心卻有著不同的依賴，同樣的分量。在這部明顯具有自傳色彩的小說裡，陳倉把它們攪成一團，相互糾纏，讓象征性的上海和符號化的塔爾坪同時變成情感上的某種糾葛與難舍，“上海既是遠方又是歸宿，塔爾坪既是終點又是起點”。不過在敘事上，陳倉明顯是有偏向的。上海是一種虛化的存在，小說基本上沒有對上海進行細節化的描寫，這當然是一種對“讀者已知”的預設，但也與作者的敘事選擇有很大關系。他真正書寫的對象是塔爾坪，上海是一個參照。整部小說在敘事上表現出來的特點，就是這種想盡一切辦法回到塔爾坪的努力。這是一種策略，也是一種欲求，是一種機智，也是一種生趣。陳元回鄉，即可將其親歷寫下，陳元回到上海，敘述的也是“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的轉述。真正的故事空間其實隻有塔爾坪，上海隻有在與塔爾坪有關系時才出現，它是抽象的，行走其間的人主要是從塔爾坪來的父親和“小渭南”等鄉友，在上海接聽故鄉表姐打來的電話，收讀女兒麥子從故鄉寄來的信件。上海，這個讓陳元擁有事業和愛情的都市，在小說裡卻是父親眼裡的上海。父親到底來不來上海暫住，上海到底給父親帶來哪些驚異和沖擊，一個塔爾坪人眼裡的上海究竟是怎樣的，他如何評價這種見聞觀感，《后土寺》裡的都市與鄉村兩重世界，被這樣一種眼光和態度觀照，生發出別樣的景致。

　　小說沒有刻意強化城與鄉的差異，畢竟陳元欲娶上海妻子並在此充實工作，作為故鄉的塔爾坪，已經是一個回不去的地方。這種回不去，不是古人式的歸期難待，而是一種生存需求。這種回不去，本來無需夢魂牽繞，卻又時時念念不忘。陳倉在敘事時沒有表達對都市的抵觸與反叛，都市反而大度地接納了他筆下的人物﹔對故鄉也不是田園式的幻想，而是因為親情與鄉情的確難以割舍。不是一種截然的對立，而是在情感上無法真正融合的反差。這倒果真更接近今日中國城鄉之間游走的人們的真實狀態。

　　小說正是在都市與鄉村疊加中寫出了當代人的生存選擇，以及選擇之后仍然不能完全釋然的情感沖突與精神境遇。這種滋味不是悲苦也不是甜蜜，是一種酸甜苦辣中的五味雜陳，更是對當代人現實境遇的真實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