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劇《黃河絕唱》劇照

　　光未然，一個在20世紀中國文壇熠熠生輝的名字﹔《黃河大合唱》，一部傳遍大江南北、激勵著幾代中國人奮勇前行的組歌。日前，由湖北省老河口市豫劇團推出的現代豫劇《黃河絕唱》（陳涌泉編劇，張俊杰導演），首次將光未然的光輝形象搬上戲劇舞台。演出結束時，當盛紅林飾演的光未然雕塑般地屹立於長安大戲院的舞台，《保衛黃河》的鏗鏘旋律再次響起，台上台下齊聲歌唱，整個劇場為之沸騰。劇場中的我，既為劇中人物的偉大業績與崇高精神而感動，也對藝術家的杰出創作與文化擔當油然而生敬意。而《黃河絕唱》帶給我的最大觸動，是其以氣勢恢宏的史詩風格，弘揚了偉大的民族精神。

　　光未然集著作等身的詩人和劇作家、杰出的文藝評論家、卓越的文藝工作領導者於一身，儼然是中國現代文藝史上的一座豐碑。陳涌泉巧妙地選取了最能體現光未然光輝業績的一段生命軌跡，即與冼星海珠聯璧合創作《黃河大合唱》，以此為切入點，正面揭示其革命功績與文化理想。該劇在具體的結構布局方面，規避人們習見常聞的“戲劇化”范式，並非環環相扣、一波三折地呈現一個完整曲折的行動，而是依次展示抗戰中的光未然幾個動人的生命片段：不顧個人安危組織拓荒劇團，結識冼星海參加救亡運動，重返武漢組織抗敵演劇三隊，帶領演劇隊歷經艱辛抵達黃河渡口，最終在撼人心魄的渡河場面之后，留下了彪炳史冊的黃河組曲。

　　這樣的結構安排，就呈現出史詩化的藝術傾向，乍看似乎“形散”，其實恰恰彰顯著劇作家匠心獨運、有味無痕的奇思妙筆。一方面，劇作形散而神未散，仍然實現了內在的藝術整一性﹔另一方面，由創作黃河組曲這一典型事件，以點帶面地輻射出整個抗戰文藝戰線的輝煌歷史。劇末唱響《保衛黃河》，實現了情節高潮與情感高潮的合而為一，全劇到此戛然而止，干淨利落又余音繞梁。由此往前回溯就不難看出，此前的任何一場戲都直接或間接地服務於這一高潮的到來：光未然與冼星海的惺惺相惜是組曲創作的前提，黃河渡口高亢的船工號子、與風浪搏擊的壯觀場面為創作帶來直接的情感觸動﹔更重要的是，《黃河大合唱》這樣的曠世杰作，絕不是光未然突如其來的靈感迸發，也不單單是源於對母親河的深沉眷戀，而是光未然十余年的革命生涯，尤其是在國難當頭時耳聞目睹的點點血淚、累累傷痕，在演劇隊經歷的喜怒哀樂、生生死死，為其創作提供了充沛的情感儲備、生命體驗和藝術積澱，這才是最終譜寫這一生命旋律和靈魂絕唱的真正源泉。因此，該劇在敘述黃河組歌的創作歷程時，就自然而然地將光未然的生命歷程一一呈現於舞台，並通過光未然以筆為槍的個人創作，折射出整個演劇隊抗敵宣傳的集體經歷，進而凝結為中華民族波瀾壯闊的抗戰詩篇。

　　史詩化的結構方式，為多維立體地刻畫光未然的性格提供了藝術的便利，也為表現光未然那些志同道合、同仇敵愾的戰友構建起合理的平台。目睹日寇暴行的義憤填膺，救助難民的無私真誠，對阿英、小燕子的關懷備至，面對同志犧牲的徹骨痛心，尤其是與八年未見的老母親短暫相聚再別離的靈魂撕裂，這些豐富的細節穿插於對故事主干的敘述中，使得光未然不單單是文思泉涌的文壇巨匠和視死如歸的愛國志士，更是一位有情有義的戰友、體貼慈祥的兄長，以及因忠孝難以兩全而對雙親飽含愧疚的兒子。劇中兩個核心唱段，具有極強的情緒感染力和舞台表現力。別母那場戲，光未然一個跪步一聲娘，催人淚下﹔徐士津殉國后那長歌當哭的紅綢舞，以紅綢的扭動、撕扯、托舉象征烈士的流血犧牲和不屈的精神，也十分傳神地烘托出光未然痛失戰友的滿腔悲憤，以及繼承烈士遺志、堅決抗戰到底的信念。這樣的形象就避免了戲劇舞台上革命英雄常見的概念化傾向，真實生動，血肉飽滿。

　　在成功塑造光未然形象的基礎上，該劇又以點面結合、交相輝映的格局，表現了光未然身邊那群可愛可敬的人們，使光榮的演劇隊從幕后走上歷史的前台。艱苦卓絕的十四年抗戰，拿槍的英雄在正面戰場和游擊戰中抗擊敵寇，拿筆的戰士則在前線、在敵后，在祖國的每一個角落，用文藝創作和演出宣傳抗戰，激發民眾的愛國熱情。正如戲劇大師田漢給抗敵演劇隊寫過的一首詩：“演員四億人，戰線一萬裡，全球做觀眾，看我大史劇。”文藝戰士同樣是保家衛國的中流砥柱。不過中國戲劇人向來謙虛而內斂，他們毫無保留地在舞台上為各行各業的仁人志士樹碑立傳，卻恰恰很少將自身的業績展示於人前。抗戰后期的重慶劇壇曾出現過轟動一時的《戲劇春秋》，表現戲劇人創業的艱辛、精神的堅守，因其題材之稀缺而成為傳世經典﹔而在今天，如此直接、真實、飽含深情地將演劇隊的豐功偉績、奉獻犧牲乃至生命歷程呈現在戲曲舞台上，以我陋見，《黃河絕唱》當為開創之作。劇作家陳涌泉告訴我，他之所以在人物表中不厭其煩地將演劇隊員的姓名一一列出，就是要以手中的筆為這些人留下紀念，讓今天的我們乃至我們的后輩永遠銘記：曾有無數個光未然、徐士津、蔣挹霞們，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在文藝戰線做出過何其卓越的貢獻，付出過何其悲壯的犧牲。演劇隊群像的刻畫對導演的舞台創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張俊杰的導演處理，與劇作本身的理想光輝、思想深度相和諧，與《黃河大合唱》慷慨激昂的風格相對接，舞台呈現大氣磅礡、深沉厚重，而小燕子暢想新中國、光未然與阿英渡口夜話的場面，又給全劇增添了幾絲婉約與溫情。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對群戲場面的調度滿而不亂、層次鮮明，對“點睛”場次的處理創意十足。如渡河一場，將民族舞蹈巧妙地化入戲曲程式，黃河之勢、渡河之險、精神之壯、意志之堅，都淋漓盡致地得以展現，具有豐富的形式美感、濃郁的民俗意蘊，乃至強烈的儀式色彩，為演劇隊英雄群像筑起歷史的豐碑。

　　《黃河絕唱》對史詩風格的營造與追求，引起了當代觀眾的強烈共鳴，這種與時代共振的藝術效果，體現出穿透歷史、燭照當下的精神力量。光未然和演劇隊身上所呈現出的為國為民的情懷、一往無前的氣度，不僅在抗戰時期發揮了極為重要的鼓舞作用，而且在今天依然是我們不可或缺的寶貴財富。

　　（作者：穆海亮，系陝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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