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澤

張檸

李雲雷

李敬澤、李陀、吳亮、張檸、李雲雷、於可訓等評論家就跟商量好了似的，近來紛紛發表了他們的小說新作。去年，梁鴻、房偉等也都推出了小說作品，這是評論家要集體轉行的信號嗎？批評家寫小說，是傳統的回歸，還是圖一時熱鬧，無論怎樣，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放下思想包袱搞小說創作

文學評論家、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檸在過去的兩年裡干了一件大事，他寫了首部長篇小說《三城記》，小說節選已於近期發表在《當代》雜志上。

張檸說，這兩年，他陪著自己的年輕主人公顧明笛，在北京、上海、廣州重新生活了一遍，“我跟他一起糾結和憤怒，跟他一起生病和治療，跟他一起犯錯和糾錯。”在這部“80后”成長史小說中，張檸鋪開一張大都市精神地圖，文字中包含百科全書式的社會速寫，更有直面困境與價值抉擇的誠摯敘述。

顧明笛生活在小說世界裡，他不會知道，一個批評家寫他，原來背后有著遠大的文學抱負。張檸說，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典型人物並不多，缺乏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安德烈、皮埃爾這樣的人物，像路遙塑造的孫少安這樣的人物也很少，“我寫這部長篇小說，是想回到現實主義傳統，一是想恢復講故事的能力，二是塑造人物形象。”張檸說，自己筆下的這個人物應該像避雷針一樣，吸收當下時代所有的精神能量和氣質，是一代人的樣貌。

但文學抱負實施起來卻困難重重。去年6月，張檸甚至一個月寫不出一個字，每天枯坐在電腦前，面對寫成的十幾萬字，天天從頭看到尾，卻一直找不到情節推進的理由。顧明笛碩士畢業后，到一家企業就職，又從企業跳槽到報社，但他在報社受到打擊，准備開始轉向的時候，是回到上海還是去廣州發展，或者繼續在北京熬著，讓作者費盡了心思。最終，張檸找來找去，還是讓主人公回到大學才更合理。“遇到這樣的寫作困境時，有很多作者會草率地往前推，但實際上我覺得恰恰要靜靜地等待。”

“評論家寫小說，容易自我膨脹，他們習慣把自己強大的思想性帶給小說，這也是評論家寫小說失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張檸說，評論家寫小說一定要穿上隱身衣，不要在讀者面前跑來跑去，“我所做的就是蹲在下面，把我的人物舉起來。”

與作家圈創作風向對著干

“作為一個當代人，我們每個人生活在嚴密的社會分工體系中，對個人專業領域之外的事物了解太少，這極大地限制了我們對社會運轉體系的了解以及建立於其上的想象力的飛揚，也很難產生真正的大師。”在評論家李雲雷看來，評論家跨界創作小說，盡管仍局限於文學內部，盡管大家不敢奢望成為魯迅、托爾斯泰那樣百科全書式的作家，但這是一個可貴的嘗試。

事實上，這群人寫小說有改變現有文學生態的雄心，他們認為大部分作家都盯著日常瑣事，寫家長裡短，於是想另外做出一個“樣本”。

力圖恢復現實主義傳統，並非張檸一個人的選擇，評論家李陀寫《無名指》要處處和現代主義的寫作習慣反著來。因為他想“回到十九世紀”，像托爾斯泰那樣把現實生活寫得活靈活現，讓日常生活充滿可見、可聞、可以撫摸的質感，且“恢復小說‘寫人物’的傳統”。

李雲雷推出的長篇小說《再見，牛魔王》，是一部寫故鄉、童年之作。“現在不少作家寫到故鄉與童年時，寫的更多的是對故鄉的仇恨與怨念，這樣的作品很容易寫得深刻或讓人震驚。”他說，這與他對故鄉、童年的感受不同，也與他對那個時代的感覺不同，“我在小說中力圖寫出自己對故鄉與童年的真實感受，自然而然就寫到了愛與美，愛與美是很難寫的，甚至是很難讓人相信的，隻有真切地感受到了，再以真誠的態度寫出，才能讓人感覺得到。”

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評論家房偉剛剛和出版社簽訂了一個長篇歷史小說合同，他將於三四年內完成一部歷史小說，而他的20多篇中短篇歷史小說作品集今年年底將出書。房偉寫歷史小說，同樣有自己的明確訴求，他說正因為很多作家放棄了歷史題材的雄心，所以大部分陣地都已讓位於網絡作家，他想改變這個現狀。此外，這些年，作家圈受新歷史書寫影響很深，很多作品走的都是姚雪垠《李自成》那樣的路子，這些作品大都靠想象力，有的甚至是胡編亂造，遠離了歷史本身。“我看中國歷史小說越看越不滿意，而我自己因為研究工作，有機會接觸大量史料，所以我動手一試。”

房偉很喜歡日本作家的歷史寫作，他們對中國歷史題材的挖掘很驚人，像井上靖、水上勉、淺田次郎等，甚至會採用很偏的史料，但他們寫的歷史小說比正史還嚴謹，同時寫得還很好看，這給房偉帶來了啟發。事實上，抱著這樣的寫作觀，房偉的歷史小說《英雄時代》一經面世就受到關注。

評論家寫小說沒有“豁免權”

“評論家寫小說，可以讓評論界與創作界更好地相互理解，更好地形成良性循環，甚至有可能催生出一種獨特的文體——‘批評家小說’，這都是值得關注的文學現象。”李雲雷說。

在李雲雷看來，將小說家與評論家的界限劃分得這麼清晰，或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種病症，一種在上世紀80年代“純文學”觀念影響下的時代症候，而如今到了該扭轉的時候了。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想到了“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這句話，他說古代有很多優秀作家就是一流評論家，如杜甫、蘇軾、柳宗元等。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文學評論家張莉也認為，“批評家寫小說這件事很正常，所謂‘界’都是人為制造而已，文學史上評論寫得好、小說也寫得好的大有人在，比如魯迅、茅盾等。”張莉最近在讀朱自清的學術文字，這讓她再次意識到不同寫作是相通的，所謂“界”不過是我們在畫地為牢。

張莉表示，自己很佩服那些寫小說的批評家，因為他們的作品裡對時代、人事的理解特別有思考深度，這顯然是批評家身份帶來的。但韓敬群認為，批評家寫小說面臨的挑戰也很大，他們見多識廣，很清楚寫作的陷阱在哪裡、誘惑在哪裡，因此會給他們帶來心理壓迫，讓寫作變得戰戰兢兢。

韓敬群更提醒道，“批評家寫小說沒有豁免權，讀者不會對他們高看一眼或者低看一眼，無論怎樣，還是要回到作品本身。”對此，評論家張定浩表示認同，評論家到底寫得如何，不是圈子裡說了算，朋友圈熱鬧一陣子沒有用，最后還是要看讀者的反響。

張定浩同時還有一絲擔心，“評論家把小說看得太重要了，這其實也有點問題。”他注意到，不少寫過詩、寫過評論的人，都認為寫了小說才能証明自己是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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