諒解並且熱愛這世上的一切(作家談)

　　●女作家，也不止女作家，一生迷戀紙上世界，大約無非就是尋覓那個知己吧

　　●女性命運，大約從來都同其個人情感境遇有著纏繞不清的關聯

　　最近，性別意識、女性寫作、女性經驗、女性主義等話題常常被提起、談及。我也經常被讀者問到，作為女作家，你覺得優勢和難處是什麼，你如何看待？老實說，我一點兒都不覺得被稱為女作家是一種冒犯，或者是評判標准的暗中降低，是男性中心話語陰影的遮蔽或者覆蓋。我也不認為，女作家就一定沒有作家那麼響亮、正大、高級。女作家就是女性作家，不必過於敏感和糾結。

　　自然了，因為性別差異，到底是男女有別。女性好像更細膩、更柔軟，心思幽微，一腔柔腸，千回百轉。兩個女人見面的問候，往往是，“你這裙子真好看”。這是女人之間的禮節，也不必當真。就像一個女人哭訴她先生的種種不是，最好的態度，大約是幫那可憐的先生說話。梁實秋在《論女人》中說，假如女人所捏造的故事都能抽取版稅，便很容易致富。奧斯卡·王爾德也說過，藝術即是說謊。在這個意義上，女人或許是天生的小說家。打著虛構的幌子，一本正經地說謊話，隻不過，兜兜轉轉，她總有本事自圓其說。小說是什麼呢，其實就是小聲說說。這是汪曾祺先生的話。一個女子，她的生活或者圓滿，或者有缺憾，她內心裡總不免孤獨。心有郁郁，無以遣之，遂一發而為筆墨。她本是自言自語，說給自己聽的﹔倘若無意中被人家聽到了，心有戚戚者，便是知音了。女作家，也不止女作家，一生迷戀紙上世界，大約無非就是尋覓那個知己吧。

　　多年來，我一直寫故鄉“芳村”，寫鄉土中國。“芳村”一直是我文學創作的精神根據地，長篇《陌上》更是“芳村”這一文學版圖的集中呈現。以物理時間計，我的城市生活比鄉村生活更長，與我耳鬢厮磨、日夜相對的其實不是“芳村”，是城市。作為小說家，我遲早要把我置身其中的城市寫出來，即將出版的新長篇就是我積累多年之后的一次嘗試。

　　小說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書寫一個女性的精神成長和命運遭際：從鄉村到城市，從芳村到京城，那道射向精神的隱秘的微光，不斷照耀，不斷閃爍。內心世界的千回百轉，情感生活的顛沛流離，心靈的動蕩難安，人性的撕裂和掙扎，價值的顛覆和重建，精神的蛻變和新生，所有這一切，都成為深刻的痛楚的烙印，影響並重新塑造著人物的精神面目和心靈世界。人生困境中的不屈和不甘，對人性尊嚴的捍衛和珍惜，暗夜中的彷徨歧路，內心力量的生發、積累以及壯大，女主人公在生活的激流中沉浮輾轉，在命運的壁壘面前跌跌撞撞，傷痕滿懷，最終獲得了內心的巨大安寧。

　　這部長篇書寫城市，但我的芳村始終在遠離城市的地方默默佇立，暗中相助。一個芳村女子對於城市的想象和期待，在現實的強大碾壓之下，如何破碎，如何百般縫合而不得？千瘡百孔之后，如何在生活的烈焰中艱難重生？如果把這部長篇視為“我”的自敘傳，那麼，這部小說大約也可以看作是一個女性的個人史。個人的，私密的，曖昧、復雜、豐富、幽深，一言難盡，有著強烈的女性色彩和個性氣質。

　　女性命運，大約從來都同其個人情感境遇有著纏繞不清的關聯。在某種意義上，女性的情感深刻影響甚至決定著女性命運的走向。小說以人物情感為脈絡，跨越近40年，書寫了一個女性從少年、青年到中年的成長歷程，從天真稚嫩到飽經滄桑，再到純淨如水﹔從內心動蕩到內心安寧﹔從單純到復雜，再到重歸單純。城鄉文化的碰撞交鋒，異鄉人的新鄉愁，殘酷的城市生存法則，北京新移民的中國故事……小說以巨大的敘事耐心，仔細勾勒出一代人的精神地形圖，寫出了社會轉型期新的中國經驗。小說在現實和回憶之間自由往返，有時間的縱深感和蒼茫的命運感。看似日常的敘事背后，有大的時代背景若隱若現。個人命運和時代生活之間的關系纏繞糾結，有一些意味深長的東西在裡面。

　　在結構形式上，小說的主體部分之外，還插入了七個短篇小說。插入部分和主體不斷對話、對峙、反駁或者爭辯，構成一種巨大的內在張力，從而有一種多聲部的敘事效果。現實和回憶不斷交錯、閃回、纏繞，敘述上更自由更從容。

　　夢裡不知身是客，且把他鄉作故鄉。這部新長篇裡的疼痛、創傷、蒼涼、孤寂，最終都獲得了撫慰和安放。理解和體恤這世上人心的苦難，諒解並且熱愛這世上的一切，這是地母般的遼闊、溫厚、包容和悲憫。雖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