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的壯志豪情（史家筆墨）

　　我們在討論盛唐精神時，難免會回溯至初唐。“初唐四杰”堪稱盛唐精神的探路者。雖然見識了太多艱辛困頓，前途未卜，現實充滿無法預見的種種未知，但他們卻以超乎尋常的堅定與執著，自由馳騁在對理想的追逐和對未來的詩意想象之中。詩歌是強化記憶的有效方式，他們通過詩歌創作，把逐夢路上的艱難困苦以及壯志豪情化作永遠的記憶。

　　那是一個人人有夢想的時代，人們對不可知的未來毫無畏懼。一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詩中念出的“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在分岔路口的悲悲切切，本來就不屬於這個時代。即使是基層大眾，在國家的強大動員下，為了求取功名，也是“百姓人人投募，爭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請自辦衣糧，投名義征”。初唐所呈現出的精神氣質不可低估。

　　歷史為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提供了建功立業的廣闊舞台。幾百年來的政治風雲和民族融合，造就了唐代文化的博大與包容。經過北魏以來均田制的強大制度調節，以及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民眾個體生存能力得以提高，累積起巨大的社會能量和發展潛力。氣候變化和生態環境也在這個時期垂青崛起的世界性帝國，熟悉唐代歷史典故的宋朝人宋敏求在《春明退朝錄》中感慨，“唐時黃河不聞有決溢之患”。這些都為消解現實中包括政治斗爭、民族沖突和階級矛盾在內的各種緊張提供了資源和空間。文人士子渴望成才、追求功名，不論出身，無問西東。在政治風雲中家道中落的舊族，因時事變幻而乘勢突起的新貴，以及依靠創新制度和靈活政策而發家致富的百姓，都鼓蕩起沖破現實改變命運的萬丈雄心。

　　依靠門第與家世的選官原則正在被拋棄，新生的科舉制度提供了依靠才學進身的仕宦途徑，並帶來了新的價值觀念。可選擇的婚姻和可依托的家世盡管依然在支撐著上流階層的身份認同，然而是否科舉及第已經成為人生成功與否的核心標尺。即如祖孫三代都擔任最高層命令文字撰寫之職的河東薛氏，到唐高宗時期擔任宰相中書令的薛元超這一代，也要感喟自己未能科舉出身的憾恨人生。據唐人劉餗《隋唐嘉話》記載，中書令薛元超曾對自己的親屬說：“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進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參修國史。”

　　科舉制帶來的依靠個人努力改變命運的價值追求，已經深植於各階層人士的心中。對於沒有應舉條件的士子來說，應募從軍、立功沙場也就成為一種自然的選擇。即使通過科舉（包括各種科目）及第的文人，也都在同一個時期通過楊炯的詩句集體喊出了“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楊炯《從軍行》）的豪言壯語。堪稱唐代第一代邊塞詩人的駱賓王也寫有《從軍行》詩，表達了“不求生入塞，唯當死報君”的豪情壯志。比“四杰”稍晚一些的王昌齡所寫《從軍行》，展現的是“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的堅定與豪邁。

　　“四杰”以曠達的心胸來面對酸辛的人生。我們熟悉的駱賓王，曾給主持銓選的裴行儉寫詩致意，雖然感嘆“輕生長慷慨，效死獨殷勤。徒歌易水客，空老渭川人”，但還是希望能夠“為國堅誠款，捐軀忘賤貧”。他又以生不逢時的浮槎自況，一邊失落地嘆詠著“仙客終難托，良工豈易逢”，緊接著還不忘展望一下未來，“徒懷萬乘器，誰為一先容”（《浮槎》）。

　　在那個時代，文學才華開始沖破門閥社會的傳統價值體系，在文士中間受到重視。讓楊炯不服氣的王勃，出自儒學世家，六歲善文辭，長而好讀書，“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書之，不易一字，時人謂之腹稿”（《新唐書·王勃傳》）。又如杜甫的祖父杜審言，狂妄自傲得令人稱奇，《舊唐書·杜審言傳》謂其“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然恃才謇傲，甚為時輩所嫉”。唐高宗乾封（666—668）年間，他參加完吏部的銓選考試之后，感覺自己發揮超常，一定會令主考官蘇味道在看到他的答卷后羞愧而死。還有那位與駱賓王有交往、被老師王義方認為500年才出現一個的員余慶，干脆改名半千，他在給唐高宗的《陳情表》中，毫不隱藏自己的鋒芒，“請陛下召天下才子三五千人，與臣同試詩、策、判、箋、表、論，勒字數，定一人在臣先者，陛下斬臣頭，粉臣骨，懸於都市，以謝天下才子”……

　　以“四杰”為代表的文學史上的初唐士人，評論家們可以批評他們還缺少渾融的意蘊和秀美的風神，但是那種“健全的欲望”（聞一多語）、不甘沉淪、不懼艱險的精神，卻推動了一個盛世的到來。在那樣一個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著力表達理想追求的時代，他們在失意的人生旅途中依然豪邁地喊出了時代強音。他們是走向盛唐的追夢人，后來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使用“浮躁淺露”來解釋他們的命運多舛，顯然是事后諸葛亮的誤讀。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