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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書寫家國情懷:他這40年,和時代攪得太緊了

2018年12月21日08:56 |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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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他這40年,和時代攪得太緊了

  在浙東鄉村裡,馮驥才見到從未見過的福字磚,感覺勝似金磚。

  馮驥才在河北沙河考察傳統村落。

  馮驥才創作的部分作品。

  本報記者 路艷霞

  馮驥才,不宜在他的名字前加上前綴,因為他的身份太多﹔也不宜在他的名字前加上年齡,因為他一直保持年輕活力。他用文字、行動和聲音,深入參與到一個國家40年的發展進程中,見証了改革開放40年的變遷。“有人說我是傳奇式的人物,做的事兒太多了。我想說,這一切都源於我和時代攪得太緊了。”近日,在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馮驥才如此盤點他這40年。

  馮驥才,不宜在他的名字前加上前綴,因為他的身份太多﹔也不宜在他的名字前加上年齡,因為他一直保持年輕活力。他用文字、行動和聲音,深入參與到一個國家40年的發展進程中,見証了改革開放40年的變遷。“有人說我是傳奇式的人物,做的事兒太多了。我想說,這一切都源於我和時代攪得太緊了。”近日,在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馮驥才如此盤點他這40年。

  一筆稿費和一次作品爭議

  ■他花了20分鐘講小說,茅盾拍板這部小說能出

  40年前,馮驥才沒有想到自己成為“文革”后首位拿到稿酬的作家,那筆稿費是3300元。1978年春節前,郵局工作人員驚訝的目光,還有春節喜慶的鞭炮,匯成他難忘的時代記憶。

  這筆稿費來自人民文學出版社,他的長篇小說《義和拳》發表於1977年年底,稿費是在1978年春節前領取的。馮驥才記得自己到郵局取匯款時,工作人員一見匯款單上的金額,立刻奔到了裡面的大屋,那些戴袖套的工作人員“呼啦”一下全站了起來,就像迎接大人物一樣,投來驚奇的目光。

  拿著稿費,馮驥才給他的鄰居們精心准備了禮物,每人一份好吃的,還有一份鞭炮。唐山大地震中,馮驥才的家震塌了,一家人從洞裡爬出來,隨后的幾年一直借住在朋友家。在那個百廢待興的年代,他和朋友、鄰居們一起迎來了意義非凡的1978年的春節。“那一年的春節過得特別豐實。”馮驥才回憶。

  1978年的春天,虫子在土地裡打滾,春天的氣息扑面而來。馮驥才說,“春天的水,不是從什麼地方流來的,而是從大地裡鼓漲起來的。”文學的春天也來了,那一年,劉心武的《班主任》、盧新華的《傷痕》、王亞平的《神聖的使命》等相繼問世,“傷痕”文學開始出現,而馮驥才的《鋪花的歧路》也成為其中重要的代表作。

  1978年,馮驥才寫了一部中篇小說《創傷》,人民文學出版社打算出版,但名字和《傷痕》太接近,於是改名為《鋪花的歧路》。因為這部小說否定“文革”,出版社內部對是否出版存有爭論。這年年底,《鋪花的歧路》《大牆下的紅玉蘭》《生活的路》三部作品研討會在和平賓館召開,茅盾也被請了過來。馮驥才記得,茅盾老先生說,請這部書的作者上來講一講。馮驥才當時三十多歲,緊張得要命,面對台下的文藝界大家,他花費20分鐘,一口氣將小說從頭到尾講了一遍。茅盾肯定了這部書稿,出版社決定出版。書稿后來還在《收獲》上發表,巴金先生也給予了肯定。

  時至上世紀80年代,馮驥才的創作力呈噴發之勢,《神鞭》《三寸金蓮》等又開文化反思小說先河,這些作品選取“小腳”“辮子”“八卦”這類封建傳統文化象征物為意象,審視、剖析了傳統文化中的落后因素,歷史觀照進了現實。

  回望過往,馮驥才感慨道,上世紀80年代是充滿了溫暖回憶的年代。他每天早上開信箱,會自帶洗臉盆,信箱一打開,信件“嘩啦”一聲掉入臉盆。“我雖然看不見自己的讀者,但是會覺得自己和讀者融在了一起。”他說,記得寫《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雕花煙斗》這批作品的時候,很多來信的紙頁粘在一起,讀者寫信的時候一邊流淚一邊寫,是淚水使信紙粘連在了一起。

  “那個時候簡直不能搞簽名。”馮驥才記得有一次,他和蔣子龍在天津新華書店為讀者簽名,讀者人潮涌動,把書店櫃台都擠散了。主辦方隻好將活動改至樓上,他與蔣子龍一人一屋,各簽各的。“為什麼讀者那麼信任作家,因為他們覺得作家是人民的代言人。”馮驥才說,改革開放初期,特別呼吁作家的良心、作家的職責,“那個時代的作家,是把良心放在筆裡。”

  一次賣畫和一次文化行動

  ■他站在展廳拍了一張照,和心愛的畫作做最后的告別

  2007年6月,馮驥才公益畫展在蘇州美術館舉辦,那次展覽馮驥才把自己兩年來創作的心愛畫作都賣了,籌得資金380萬元。這並不是馮驥才第一次賣畫。早在2004年,他就在北京、天津義賣書畫,籌集了100多萬元,成立了中國第一個以民間文化搶救和保護為宗旨的私募基金會。而更早的時候,他曾賣掉畫作,搶救了家鄉的賀秘監祠。

  在蘇州賣掉的畫作中,《心中十二月》系列是馮驥才的摯愛,他從一月畫到十二月,每一幅畫作都有題記。他原本不想賣掉這組畫,但無奈基金會還差錢,最終隻得以出畫冊的形式,和《心中十二月》說“再見”。

  馮驥才不會忘記,展覽落幕那天,畫作都有了買主,展廳裡靜極了,他讓攝影師摁下快門,給他拍攝了一張照片:他站在展廳中央,身后就是那些心愛的畫作,從那一刻開始,他就要和它們分手了。“和書不同,畫的原作賣出去了,就永遠看不見了。畫沒有了,我有點傷感。”

  對於馮驥才而言,那些年,他不僅要和畫作告別,更要和自己最愛的小說創作告別。“過去的二十年,我沒有寫過長篇小說,但是文化遺產搶救比寫一部小說更重要。”馮驥才說,他從未因此后悔過。

  上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的第二次浪潮來臨,馮驥才發現,當人們樂呵呵地迎接美好新生活的時候,卻忽略了文化傳統,我們民族應有的價值觀和文化DNA在逐漸消失。“當社會迷茫的時候,作家應該先清醒,當社會過於功利的時候,作家應該給生活一點夢想。”時隔多年后,回首那個年代,馮驥才依然感情激蕩。

  “知識分子在整個文化自覺的鏈條裡,首先是文化先覺,他首先要感受到文化的痛點,他要先叫喊出來,才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才能引起城市管理者的關注,進而影響國家的一些文化策略。”馮驥才的文化先覺先是在家鄉生發。1992年3月,他回老家寧波辦畫展,當地政府說月湖邊上的賀秘監祠,是為紀念唐代詩人賀知章而建,政府計劃改造好就交給文聯,同時許諾,如果他能修繕,房子就給他,修繕費用約20萬元。“當時如果沒有那20萬塊錢,這房子可能就拆了,我就把我展覽中6尺對開的大畫拿出五幅賣了。”馮驥才終於籌到20萬塊錢,修繕好了祠堂,也交給了寧波文聯。

  如果說賀秘監祠的搶救是馮驥才文化遺產保護的萌芽,他對天津老城的搶救,則是他的第一次文化行動,他此后的文化遺產保護的基調也得以形成。1994年,馮驥才由媒體得知天津老城將被徹底改造,老房老屋將拆除淨盡。他說,自己的大量小說和散文都來自老城,書裡的人物都是在這塊土地上生長起來的,怎麼能接受心愛的老城毀滅。在他的組織下,一支幾十人的“雜牌軍”成立了,天津史專家、建筑師、文化與民俗學者,還有攝影家通力合作,隻為留下一個老城。通過“雜牌軍”的努力,留下了老城的影像資料,出了《舊城遺韻》圖集。更重要的是,在馮驥才的極力呼吁下,老城鼓樓中心城區和東門內大街原生態地保留了下來,楊家大院、徐家大院、卞家大院和倉門口教堂等重要的歷史建筑免遭拆除。

  “我投入文化遺產保護,是落入時代為我預設的一個陷阱,也是一個一般人看不見的漩渦,沒人推我進來,我是情不自禁跳進來的。”過去的20年,馮驥才四處奔走呼吁,帶頭深入近30個省進行田野調查,普查中國民間文化的家底。他也是最先倡議設立國家文化遺產日,提議立法保護中華民族傳統節日的人。在盤點他的文化遺產保護“遺產”時,《中國口頭文學遺產數據庫總目》《中國傳統村落立檔調查范本》《中國唐卡文化檔案》《中國木版年畫集成》《中國民間剪紙集成》等大部頭出版物蔚為壯觀,而他組織收集的20億字口頭文學資料,更被譽為民間文學的一套“四庫全書”。

  從1990年到2013年,關於文化遺產保護,馮驥才做了23年,時至今日他還在繼續奔走。愛直言的馮驥才毫不客氣地說,他對文化遺產保護現狀並不滿意,他還要寫信給相關領導,一直呼吁下去。

  一次偶然創作和一次獲獎感言

  ■他靠在床頭上,偶然寫下一千多字,小說寫作滿血復活

  今年9月,馮驥才和他的小伙伴們到張掖開會。一個下午,他因膝蓋不好沒去馬蹄寺,留在了賓館。讓他未曾料到的是,一部新長篇小說卻因此有了神奇的開始。

  “有的時候我也會過過小說癮,這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也特別享受。我不寫小說是有失落感的,我隻要有時間,隻要我寫,就用全部生命去寫。”盡管如此,馮驥才說,過去的二十年,他和讀者疏遠了,他更多是和文化遺產的傳承人,跟古村落的老百姓在一起。

  但張掖的那個下午卻非同尋常,馮驥才在賓館裡毫無阻礙地寫下一千多字后,到底沒有剎住,兩個半月后一部長篇竟已完成。這部新長篇到底寫的是什麼,馮驥才沒有劇透,但他說,“我很多近些年的生活經歷和對人的感受,對很多問題的思考,一下子就被點燃了。”這次神奇的體驗,也讓他想到周恩來總理說過的那句話,“靈感是長期積累,偶然得之。”

  因為年輕時當過籃球運動員,進入2014年后,馮驥才的膝蓋漸漸不好,爬高不行,走疙疙瘩瘩的路也很吃力。於是近些年,他在書齋裡待得多了,但他的文學思維也因此復活。“我寫短篇小說集《俗世奇人》時,有一天寫了三個短篇。”滿血復活式的寫作,讓他更加堅信,生活裡有意識尋找來的,並非文學創作需要的生活,生活都是不知不覺積累下來的,隻要有感受力,有文學接收頻道,就會獲得大量信息,就會一下子找到突破口。

  今年8月,76歲的馮驥才先生因《俗世奇人》(足本)獲得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在發表獲獎感言的那一刻,他想到了冰心老人,后者也曾在和他差不多的年齡獲過獎。他說,“文學獎其實是屬於年輕人的,我這個年紀獲獎,對我是一種鼓勵和安慰,而另一方面也感覺跟讀者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時代在變遷,拿著洗臉盆接讀者來信的時代不會再來,但市場銷量會從另一個方面証明作家的影響力,《俗世奇人》分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兩種版本,這兩個版本迄今銷量已達350萬冊。

  馮驥才坦言,他這一代作家很幸運,因為他們能直接跟“五四”時期的進步知識分子接上氣,那一代知識分子做民族脊梁的精神被傳承了下來,“我從冰心身上獲得了什麼,那就是大儒、大智、大仁、大愛。”

  2017年12月,馮驥才卸任中國文聯副主席,在歡送會上,他好像在為自己一生做著總結,“作為一個中國文化人、一個知識分子,到底什麼東西最重要,一個是文化理想,一個是家國情懷。”在他看來,所謂“文化理想”,就是所有做文化工作的,要讓社會更文明,一個社會高度文明了,這個社會才是進步的、和諧的、美好的。而“家國情懷”是知識分子拋不掉的傳統。這40年來,他從文學創作轉向文化遺產保護,又從文化遺產保護再回歸文學創作,印証了這八個字。

  “有一天我愛人跟我說到一件事,我說,等我老了以后再思考,我愛人回了我一句,你還不夠老啊!”馮驥才哈哈笑著說,他現在正心血來潮整理起家中畫室,想明年春節再重畫《心中十二月》。

  結束語

  從今年7月至12月,北京日報“印跡”欄目起於盛夏止於寒冬,今天,我們就要和“印跡”告別了。

  過去的五個多月裡,我們隨著一串串“印跡”,結識了歌唱家李谷一、作家劉心武、畫家王明明、風雷京劇團團長鬆岩、電視劇導演鄭曉龍、國內小劇場開拓者傅維伯、影視導演楊亞洲、戲劇導演林兆華、博納影業總裁於冬、朝陽區文化館館長徐偉、歌唱家迪裡拜爾、慈文傳媒董事長馬中駿、文化官員張和平,還走進了中央音樂學院77、78級作曲系。40年,風雨兼程,正是他們帶我們讀懂了改革開放40年的文化傳承、文化堅守、文藝創新和勇敢探索,他們的追憶、反思和探究,記錄了40年來的中國文化發展史,也注定會給后人留下一筆珍貴的文化財富。

(責編:吳亞雄、蔣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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