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之子汪朗給讀者簽售父親的作品。

　　《汪曾祺全集》被學者認為是當代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家全集。

　　“搞了那麼多年，一個字一個字地摳，有的熬白了頭，有的都已經退休了，太不容易了。”汪曾祺之子汪朗面對《汪曾祺全集》感慨萬千。

　　1月10日，在2019北京圖書訂貨會開幕的首日，《汪曾祺全集》首發，它無疑是全場最亮的那顆“星”。這套書耗費了8年光陰，是出版人、學者、讀者共同打造的一部汪曾祺“善本”。

　　最大限度恢復作品原貌

　　新收佚文佚信數量頗多

　　《汪曾祺全集》收入迄今為止發現的汪曾祺全部文學作品以及書信、題跋等日常文書及雜體文字，共分12卷，其中小說3卷，散文3卷，戲劇2卷，談藝2卷，詩歌及雜著1卷，書信1卷，並附年表。

　　作為汪曾祺資深研究專家，全集主編季紅真早在上研究生的時候，就寫過關於汪曾祺研究的論文。她說，汪曾祺去世一年后的1998年，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就出過《汪曾祺全集》，汪老的家人送給過她一套。但她發現因為時間倉促，裡面錯誤、問題不少，分類也不細。在2009年的一次會議上，當她遇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郭娟時，兩人一拍即合想重出全集。

　　據介紹，與師大版相比，全集新收了更多的佚文佚信。新收小說28篇，其中25篇創作於民國時期﹔散文卷、談藝卷新收文章合計100多篇﹔新收劇作7部﹔詩歌卷、書信卷新增內容更多。

　　關於這部新全集，季紅真說，“它的特點是結構性全集，即文體全，不僅收入汪曾祺創作的全部文學作品，還收入了書封小傳、題詞、書畫題跋、廣告、思想匯報，以及未刊手稿、殘稿、書信等。”所有收入的文本，除未刊者外，皆以首發的刊物、報紙等初刊本為底本，並選擇精校本進行校勘。

　　全集的另一個特點是“以舊復舊”，且每一篇文章、每一部作品都有題注。“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盡可能充分保留歷史文化信息。”在季紅真看來，對於新文學作家的研究，找材料一向費勁，研究者往往使用的都不是原典。“我主編《蕭紅全傳》時，就發現《生死場》裡的性描寫已全部刪掉。”她還提及，漢語規范化運動后，繁體字變簡體字，有很多字因此產生歧義，也給辨識帶來困難，還有的時候會出現編輯改錯的情況。而這些在編輯過程中都要恢復原貌。

　　主持《汪曾祺全集》編輯工作的郭娟舉例說，汪曾祺代表作《戴車匠》有一句話，“一個人走進他的工作，是叫人感動的。”而當初發表時被編輯擅改為“一個人走進了他的工作間”，此次根據手稿校勘后改了過來。“我們是仿照整理古代文獻的方法來做這套書，是想打造汪曾祺作品的全本、善本。”郭娟說。

　　認對一個字發現一篇佚文

　　編者曾興奮得摔壞了筆

　　“認字的事兒，太多了。”郭娟說，由於上世紀40年代作品底本漫漶，有很多字難以辨認，也有此前版本認錯的字，這次通過校勘都盡一切可能“認”出來。

　　郭娟告訴記者，《侯銀匠》有一句“老大愛吃硬飯，老二愛吃軟飯，公公婆婆愛吃燜飯”，歷來市面上各種版本都是“吃燜飯”﹔后來汪曾祺女兒汪朝通過掃描原稿放大了看，發現“燜”字實應為“爛”字。原來汪曾祺手稿常是繁簡夾雜，此處應該是繁體的“爛”字。

　　1950年，汪曾祺曾在香港《大公報》發表《寄到永玉的展覽會上》，這篇文章也曾是黃永玉展覽的序言，是一篇極其精彩的藝術評論，此前從未入集。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徐強是散文卷、詩歌卷及雜著卷主編，他記得，《大公報》提供的原版圖書非常模糊，而由汪朝提供的初步整理本也有很多方框，所謂方框即為看不清楚的字。“我就一個字一個字地通過上下文來校讀，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近看遠看，用放大鏡看，設想各種可能性，1600字的文章，花費了我一個月的時間。”

　　不僅認字很辛苦，尋找底本也極其不易。徐強幾次南下雲南省圖書館、雲南大學圖書館、雲南師范大學圖書館查找各種資料。西南聯合大學時期的《生活導報》周刊，國內各大圖書館已找不到完整的一套，而且因當時紙張粗糙，油墨印刷不均勻，即便放大也看不清。因為閱讀底本需要大量時間，徐強記得曾花費幾百元，全套復制了國家圖書館所藏的30多期的《生活導報》周刊，由圖書館刻錄在一張光盤裡。徐強滿以為能多找幾首，誰知幾十期看下來僅找到了《二秋輯》一首詩。

　　徐強回憶，他曾經聽《中國藝術報》的一位退休編輯談到，汪曾祺曾在該報撰文談毛澤東的書法藝術。為了找到這篇文章，他先后以高價購得1994年前后好幾年的原報合訂本，終於大海撈針般從1995年的某期報紙找到了《簡論毛澤東的書法》一文。“每當我們發現一篇佚文，或找到一個准確底本的時候，非常興奮，我曾經興奮得把筆都摔裂了。”徐強說。

　　一群讀者也在各處戰斗

　　近200人提供了有效資料

　　《汪曾祺全集》不僅是由一個出版社、一個團隊整理、編輯完成，還有很多讀者用朴素、真誠的方式在為這套書付出。“這8年來，我曾經以各種方式採訪聯系過400多人，其中近200人提供了有效資料。”徐強說。

　　楊香保是汪曾祺在《民間文學》時期的同事，1958年，他們同時被劃為“右派”，並下放到張家口改造。1961年汪曾祺到北京京劇院工作，而楊香保留在了張家口，后任張家口文聯主席。2011年，徐強通過電話採訪了楊香保，得知1983年汪曾祺受楊香保邀請，故地重游，在當地舉辦過多場講座，而汪曾祺的詩作《重來張家口》以及講座照片、題詞等，都在張家口文聯內部刊物《浪花》有過登載。楊香保把這些資料都寄給了徐強，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材料。不過時至2014年，當徐強想再向老先生請教之時，才得知他已於2013年年底去世。

　　徐強說，汪曾祺昔日的學生也將老師當年的題詞寄給了他。著名機械專家林益耀是上海交通大學教授，今年已是90歲高齡。1947年汪曾祺在上海致遠中學任教時，曾是林益耀的班主任。林益耀發來了當年老師給他的畢業題詞，這也是目前所見汪曾祺最早的手跡。“不過，遺憾的是，因為體例的原因，這次並未收入。”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楊新宇從事現代文學研究，他在主編《袁牧之全集》時，在查閱資料過程中，看到不少汪曾祺文章。但凡有發現，他都第一時間與編輯部聯系，並寄送“新發現”。他說，汪曾祺曾有舊體詩寫給出版家范用，其中有一首為《詠王婆》，最后一句此前被認為是“不許高牆礙落花”，但他查閱資料時，在1992年的《文匯報》上發現，此句應為“不許高牆礙杏花”，他的發現被予以採納。

　　汪曾祺原來並非大器晚成

　　作品有世俗美和高度智性

　　在《汪曾祺全集》中，收入了汪曾祺創作的第一篇小說《釣》，而這部作品是小說一卷主編、西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李光榮多年前發現的一篇佚文。

　　從2003年開始，李光榮因為從事西南聯大文學研究，往來於全國多座城市，翻閱了西南聯大時期各地出版的報紙雜志和書籍，發現了大量未經收集出版的西南聯大師生的作品，這其中王曾祺早期作品30多篇，而小說有20多篇。正是在此過程中，李光榮發現，《釣》刊登在1940年6月22日《中央日報·平明》第241期，比此前學界認為的汪曾祺處女作《復仇》《悒郁》都要早。

　　李光榮說，在文學界，汪曾祺被認為是大器晚成的作家，但事實上，在西南聯大期間，汪曾祺的小說創作已經走向成熟。一次次的全新發現，更讓他重新認識了汪曾祺。

　　李光榮認為，汪曾祺早期的小說創作走了現實主義和現代派兩條路徑，其中現實主義作品《老魯》《雞鴨名家》水准很高，現代派作品《誰是錯的》《復仇》《小學校的鐘聲》《待車》也讓他印象深刻。李光榮說，汪曾祺早期作品和后期作品有很強的連接關系，“他早期作品不寫大人物，都是普通百姓，不寫大城市，愛寫小鎮。后期作品也是這個路子。”在他看來，汪曾祺的文學思想、文學風格都來源於西南聯大的文學教育，上世紀40年代在西南聯大求學時就已經很有名，學校的女生說，汪曾祺是寫自己看不懂、別人也看不懂的詩的人。“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汪曾祺是把40年代的文學風格連接到了80年代。”

　　郭娟說，她復審了全集全部稿子，對汪曾祺的了解也不斷深化。在她看來，汪曾祺是個暖男，對萬事萬物皆有情，對女子、對兒童、對手工作坊裡的手工業者都有愛。但郭娟也感到，上世紀90年代以后，汪曾祺越來越推崇魯迅，他變得有鋒芒了。

　　研究魯迅、汪曾祺的著名學者孫郁認為，《魯迅全集》后，最有分量的當為《汪曾祺全集》。他總結道，汪曾祺把中華文化當中最溫潤的那些東西召喚出來，幾千年漢字書寫的魅力、漢語言文字的經驗，在他的筆下調試出了最有現代性的東西，充滿了智性。“他又有很高的智慧，他在世俗社會裡面能發現美，而且又超越世俗，這個本領不得了。”（路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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