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燕然山銘》

2017年8月，蒙古國境內發現《燕然山銘》刻石的消息甫一公布，就引起了廣泛關注。

《燕然山銘》刻石雖然久已不知所終，但這篇銘文的具體內容，載錄在《后漢書》和《文選》這兩部重要典籍當中，相關學者早已熟知，相對於文字完整的傳世文本而言，這次新發現的石刻銘文，字跡剝蝕已相當嚴重，盡管其至真至純，盡管其可依可據，可以勘正傳世文本的一些謬誤，可這是需要花費細致功夫逐一比勘的磨人事兒，而若不深入研究相關問題，校勘的意義又是難以體現的。

在歷史學研究當中，有很大一部分內容，是可以同時講給公眾聽、寫給公眾看的，而且也是能夠讓大家聽得懂、看得明白的。幾年前，三聯書店提議讓我撰寫一本關於海昏侯劉賀的書，當時並沒有特別考慮大眾閱讀的需求，只是希望我在舊有研究的基礎上，集中、專門地論述一下劉賀墓考古發現帶給人們的疑問和思索。所以，《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寫得並不通俗，其中很多論述還很艱深。盡管如此，由於海昏侯墓的考古發現已經激起社會公眾對劉賀其人其事的濃厚興趣，我這本小書還是受到了廣泛歡迎。這是我始料未及的，也啟發我思索，思索如何結合人們的普遍關注來深入淺出地闡述一些歷史問題，以滿足社會的需求。作為一名歷史學工作者，我認為這也是自己的職責。

2018年8月，中華書局上海分公司幫助我出版了一部研究《燕然山銘》這一發現的小書——《發現燕然山銘》。從相關學者公布這一發現，到我寫成全部書稿，前后經歷了8個月時間。在撰寫《發現燕然山銘》的過程中，有一些基本觀念，或者說是認識問題的態度，始終貫穿其間。比如說，在學術研究的方法上，重視新發現背后的老背景，特別注重在一個更深、更大的背景下來闡述這一新發現的古刻舊銘。

在我看來，相較於傳世文獻所載錄的歷史事項，所有考古新發現，不管是文物、文獻，還是遺跡，所傳達的歷史信息，多是孤立、片面而且零散的。因此，要想切實、充分地解析和利用《燕然山銘》刻石，就要將其置於相關的整體背景下來考察，來闡發，而不是簡單地就事論事。

譬如，利用新發現的《燕然山銘》刻石來校勘傳世文本的文字，這是《燕然山銘》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乍看起來，似乎也是一項很簡單的工作。但由於摩崖刻石的文字缺損嚴重，更負責任、更有價值的文本核定工作，就需要充分利用其他一些傳世文本的文字和前人的校勘意見。在這方面，我做出了積極的努力。

《燕然山銘》刻石的發現，在文本校勘之外的另一重大價值，是確定了“燕然山”的位置。這一點，對回答相關歷史地理問題，特別是對我們認識漢代漠北草原地區的軍事地理形勢，意義重大。可是要想清楚理解和解釋這些問題，並不是用GIS定個坐標就能做到的。既要了解相關文獻記載，又要知悉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歷程。由於我系統接受過歷史地理學的專業訓練，在既往的研究中，又一向偏重基本文獻資料的搜集和利用，所以，在解析這一重大發現的歷史地理學價值時，也努力觀照了更大的背景並努力做出更系統的分析。

最后，我想引述我在這本小書結尾處的一段話，作為歷史學人，在撰述這本小書和從事所有學術研究時的基本態度：“發現這通摩崖石刻，其最大的社會作用，便是警醒當今的歷史學家，時刻以天下蒼生為重，把握好手中那支筆，走好腳下的路。”

《 人民日報 》（ 2019年03月19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