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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塊“王家爆款”印花板 難道就是傳說中的雕版印刷源頭?

2019年05月07日09:34 | 來源: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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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銅凸板,南越王博物館藏

金銀色火焰紋印花紗紋樣,馬王堆出土

絲織物 圖:@西漢南越王博物館

博物館尋珍錄

一般來說,我們可以把日用品劃分為兩個大的層次,一是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必需品,二是追求特定效果的消費品。前者的發展水平,說明了社會平均分配資源能力的最低限度﹔后者的發展水平,則體現出社會創造力和組織力的極限。對今天的人們來說,因為信息極度開放及聯通,跟蹤生活潮流並不難。但如果我們多一點好奇心,想了解2000多年前人們的生活情趣,那就費勁得多。

好在通過考古學者們的努力,我們得以在博物館中,看到從地下發掘出來的許多穿越了時空迷霧(其實對我們來說它們還是一團迷霧)的文物,讓我們能夠多少復原那麼一點點古人日常生活的瞬間。這當中,就包括了收藏在西漢南越王博物館中的一套印花銅凸板。它是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一套織物印花工具。

印花織物很耗工 一米得蓋六百次

出土於西漢南越王墓中的印花銅凸板,分為大小兩件。分別長5.7厘米、3.4厘米﹔寬4.1厘米、1.8厘米。大的為主紋板,形如火焰﹔小的板為定位板,像一個“人”字。二者工序分先后,功能不同。兩件銅器均鑄出十分薄銳的對稱凸紋,紋間低凹凸起的花紋均在同一平面上,有磨損痕,有的已磨圓鈍,表明已使用過。

依學者們細致的研究和解說,可以得知,兩件凸板出土時用絲織物包裹,附近還有大量的、已經碳化了的織物同出。在這些絲織物中,發現有灰白色的火焰形狀,和凸板的圖樣一致。此外,織物上還有用朱砂涂印的小圓點紋,直徑從0.5-0.8毫米不等。這種小圓點文的凸板,在南越王墓中沒有發現。同時由於南越王墓的織物已經無法打開——出土這兩件印花凸板的南越王墓西耳室,是堆放各類器物的“冥庫”,出土的大量、整匹整卷的絲織品已全部碳化,色澤變深,輕輕一碰就成粉末狀,幸運的是在顯微鏡下看,它們的組織和結構仍比較清晰,連印染的花紋圖案也能看清楚,但完整的圖案已經不可見,難以做進一步的對比。

學者李妍在《最早的彩色套印工具——南越王墓出土的銅印花凸版》中指出,以這套工具和馬王堆漢墓所出土的印花織品相對照,可以發現印刷技術的原理與雕版印刷基本相同,証明了至遲到西漢初年,中國人就已熟練地掌握了版印原理與技術,也証明了彩色套印技術原理源於織物套印。

所謂彩色套印技術,就是在單塊或者若干塊雕版上涂上不同色的水性顏料,經過一次或數次刷印而成的帶有彩色文字、圖案的印刷技術。這套印花板背面均有穿孔的小鈕用以穿繩,便於執握,推測可能是工匠手持凸板,在台板上按先橫后豎的次序, 蓋圖章似地逐個打印。由於印花板套印后的單元圖案大小為81×41毫米左右,李妍推測,假定印花紗幅寬為480毫米,則每米印花紗內約有300個單元圖案﹔印1米織物,工匠需戳印600次。加上不知用哪塊板印出(也可能是手繪)的小圓點紋的印制,耗工巨大。

絲上印花和紙上印刷 其實是一回事

從傳世及出土的實物看,印花板的使用多見於7世紀后,而這套印花板的年代為公元前2世紀。所以它在中國紡織印染業以及世界科技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價值。但要讀透它們,光在南越王墓中下功夫是不行的。好在,遠隔千裡的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絲織品,為解決這兩件印花凸板的功用問題提供了有力証據。

深研南越國文物的考古學家呂烈丹指出,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的一種金銀色印花紗,其圖案與南越王墓印花板的圖案非常相似。馬王堆一號墓的絲織品被認為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套印織物。經學者研究,認為其中的金銀色印花紗的圖案,是用三套印花板即定位紋板、主面紋板及小圓點紋板依次套印而成的。由於在馬王堆漢墓中沒有發現印板,同期的其他漢墓也沒有發現,因此,關於印板是凸版還是雕版,以及印板的質材等問題還有不同的看法,“而南越王墓出土的這兩件印花凸板,其正面花紋分別與馬王堆一號漢墓的金銀色印花紗之定位紋分格紋、主面紋極其相似,僅有小的差別。顯然,這兩件印花凸板,應當就是絲織物印花用的陽紋板,一應為主面紋板,一應為定位紋分格紋板。”

呂烈丹還指出,從這兩件印花凸板的正面來看,花板的線條犀利,紋間的凹槽也較深,便於印出清晰流暢的圖案。在主面紋板的某些部分,花紋之間有較大的凹面,露出底板。這些部分,在印制時容易出現滲漏或大片模糊的情形,“如此看來,印花色漿似要有一定黏度和油性,既易於著色又不易擴滲印制,每次蘸漿也不能過多。南越王墓出土的印花紗,花紋均比較細致玲瓏,尚未見有擴滲現象,看來色漿制作工藝是頗具水平的。”出土印花紗的主面紋為白色,小圓點紋為朱紅色,紅色色漿顯然是用朱砂制成的,朱紅色澤歷兩千余年仍然鮮艷。

鑒於南越國與長沙國曾有頻繁的關市貿易,這種印花圖案上的相似顯然是兩地文化交流的結果之一。由於圖案大小的不同,說明至少兩地各有一套類似的印花板。那是不是可以進一步推論,這種紋樣就是當時的“王家爆款”呢?

李妍認為,從印刷技術的原理看,這套印花板與雕版印刷基本相同,印制的精度,也完全不亞於文字刻印。這說明當時國人就已熟練地掌握了版印原理和技術,也可証明彩色套印技術原理源於織物套印。在絲織物上的印刷,為在紙上的雕版印刷產生做了技術支持。

2000年前最細密的絲絹

在南越大地

衣食住行,誰也離不開。但不同的時代、地區,造就不同的風土,也決定了資源調配的能力,並因此對“文明”在一定時期內能達到的高度,給予了限定。文明的“高地”,就和自然界裡的高原一樣,對較“低窪”的其他區域有較強的“流動性”優勢。當然,也從其他區域吸取大量的養分。李妍指出,南越國時期積極開拓海上交通貿易,初步形成了海上絲綢之路的通海夷道。漢武帝時期派出船隊,除了入海買賣明珠、璧流離、犀、象、玳瑁等奇石異物以外, 還帶著黃金和雜繒去交易。雜繒就是中國當時獨產的絲織品。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人工養蠶和抽絲織綢的國家,時間大約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以前。不過在嶺南,以目前的考古和文獻資料看,這個時間還是在漢代。《漢書·地理志》中曾提到嶺南地區的海南島“男子耕農,種禾稻苧麻,女子桑蠶織績”。結合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大量絲織物,除了成捆的織物,還有大量器物用絲織品包裹捆扎,跟包裝紙或塑料袋的用法差不多,可以推測當時這邊的紡織工業規模不小。經初步觀察,墓中出土的織物原料絕大多數是蠶絲,少數是苧麻纖維。品種有平紋絹、方孔紗、刺繡以及組織復雜的錦、羅、縐紗和提花錦、絨圈錦等高級織物。此外,還發現手工編織的綬帶、羅帶等多種編織物。學者們推斷,當時除了一般織機以外,可能已經有提花裝置的織機。墓中還出土了經緯密度每平方厘米為320×80根的超細絹,在10倍放大鏡下才能觀察清楚。這是目前已知的漢代平紋絹中經緯密度最高的織物。

呂烈丹等專家指出,這種印花紗出土量較少,非常珍貴,有可能是王室專用,不供一般社會消費。

由於嶺南地處亞熱帶,濕熱多雨,植物品種多、生長快,為聚居於山區的嶺南人提供了豐富的紡織原料。因此,在各個歷史時期,嶺南人總能在紡織領域玩出一些新花樣。往遠了說,史載“古時無木綿,皆以細麻為布,惟粵之芋,則自上古有之……葛越南方之布,以葛為之,以其產於越,故曰葛越也”,芭蕉“葉大如筵席,其莖如竺,取鍋煮之,為絲,可紡織……今交趾葛也”。這是充分靈活地利用本地物產的體現。

元朝時,身居嶺南的黃道婆發明了輕巧省力的三錠木棉腳踏紡車,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紡紗機械,比歐洲出現的類似紡車早了幾個世紀。清末,嶺南人陳啟沉第一個從國外引進繅絲新理念,自行設計研制出中國第一代機器繅絲設備,在廣東南海西樵簡村堡辦起了中國第一家近代民營企業——繼昌隆繅絲廠,開創了全中國紡織業的新篇。這些都體現了嶺南人在科技文明中勇於創新、敢為人先的精神。(卜鬆竹)

(責編:李慧博、吳亞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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