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讓文字放射出溫暖的光芒（作家近況）

阿來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

作家阿來，藏族，四川省作協主席。1982年開始詩歌創作，80年代中后期轉向小說創作。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中篇小說《蘑菇圈》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主要作品有《塵埃落定》《空山》《格薩爾王》《瞻對：一個兩百年的康巴傳奇》《雲中記》等。

　　那場驚天動地的汶川大地震過去10年后，作家阿來動筆寫下了長篇小說《雲中記》，獻給5·12地震中的死難者，獻給地震中消失的城鎮與村庄：一個祭師，回到即將隨山體滑落的村庄，與逝去的亡靈為伴，不再離開……阿來以一種史詩的氣勢、樂章式的敘述結構，以虛構的雲中村為例寫出人性的尊嚴和命運的悲愴。

　　阿來說，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心中回響著莫扎特《安魂曲》庄重而悲憫的吟唱。我要用頌詩的方式來書寫一個殞滅的故事，我要讓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溫暖的光芒。

　　“這個題材一直放在心裡，與生命融為一體，也不經常去想它，它會自動地在腦海裡呈現，終於有一天它變得清晰起來，讓我想把它寫出來。”寫災難有很多作品，如何書寫災難卻有很大差異。阿來一直在探索屬於自己的書寫災難的路徑，經過長達10年的沉澱思考，終於找到了他的獨特表達方式。

　　地震以后第五天，阿來在一個死了七八千人的鎮上幫忙，他覺得自己要在場。那天晚上，所有搶救都停下來，阿來回到車上，燈光關了，四周安靜下來，阿來突然發現天上星星很明亮。因為看了那麼多死亡，覺得對死亡沒有恐懼了。

　　阿來說：“當時我突然想了一個問題，除了哭泣和痛苦，我們還有什麼方式能夠面對死亡？這麼多死亡的發生應該對活著的人是一場精神洗禮，但是為什麼從古到今，中國的文學作品沒有這種東西。可能跟中國人的觀念有關，儒家認為未知生焉知死，不討論死，不討論那些神秘和虛無的東西。佛教認為所有好與壞都是因果鏈條，這些人同時死亡，難道他們在上一世有同樣的因緣？解釋因果，我們就失去了對生命、對命運的討論，所有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在那個時候阿來特別想有點聲音，他翻到了在車裡常聽的莫扎特的《安魂曲》，一個面臨死亡的人，直擊自己在死亡之前跟死亡發生對話，不止是痛苦，不止是恐懼，有對生命的華美和庄嚴的強烈的表現，阿來覺得這真了不起。

　　阿來那時沒有想過要寫地震。又過了五六年，阿來的一個搞攝影的朋友回訪災區，拍了幾張照片，照片裡有一個羌族村子的巫師，拿著羊皮在舞蹈，從此阿來心中就有了這個形象，再想起地震，這個形象很固執地不斷出現。去年5·12地震10周年的時候，致哀的號笛長長的嘶鳴聲中，阿來突然淚流滿面。10年間，經歷過的一切，看見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現，他開始了書寫。一開始出來就是這個祭師的形象，一個人，一個村庄，照片裡的這個人動起來了，阿來只是追蹤、記錄，把他這些年來對這場災難的思考、感受融入進去。因為對羌族人的生活不太熟悉，所以阿來想在小說中換一個場景，換成自己熟悉的藏文化。

　　阿來意識到，中國人面對死亡，一時悲痛，然后把這個悲痛交給時間去打磨，然后遺忘，而沒有從中得到對生命哲理性的反思，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反思，尤其是面對這種災難性的、群體性的死亡，阿來覺得應該有一些洗禮性的東西。阿來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每天都放《安魂曲》，他想從西方文學藝術處理災難、對待死亡的方式中得到啟示。

　　“之所以從一個祭師入手寫這本書，是由於祭師在生存與死亡之間形成橋梁。”阿來說。

　　寫完這部作品，阿來覺得心裡老擱著的一個東西就放下了，對他來講也有一種自我解脫，那確實是過分血腥、過分殘酷、過分沉重的東西。

　　在這部詩性盎然的小說裡，阿來賦予萬物靈氣，花鳥、天地、山水之靈，皆在小說中出現。如評論家王春林所說，阿來寫一個人回到廢墟的村庄上，最后他所抵達的思想境界、藝術境界既開闊又有極大的縱深度，真正達到天地人生共生共處的豁達的境界。不止是那個人，不止是叫雲中村的村庄，還有一眾早已經逝去的亡靈，還有亡靈的前世今生，有山、有水、有動物、有田、有地、有大自然。借助這樣一個很小的切口，阿來打開了一扇窗，有一整個世界的涌入，有自然意識、社會意識、人類意識，甚至也有一種宇宙意識的表現。所以讀這部作品我聯想到兩部中國古典的作品，一部是唐代詩人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另外一部是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評論家李敬澤認為，阿來是一個讓我們覺得他已經佔領了一個世界、但是他又總是能夠開拓出新的天地的作家。如果我們把這部作品放到阿來從《塵埃落定》一直到現在整個作品系列裡看，《塵埃落定》《格薩爾王》《機村史詩》，包括《蘑菇圈》《三隻虫草》等等，最后到《雲中記》，這就是一個宏大的建筑，到《雲中記》這是宏大的建筑一塊封頂的石頭擺好了。這部小說不僅僅是寫汶川地震，或者說汶川地震是它的藝術上的出發點，但未必是它的目的地。在這個小說裡，雲中村既是這樣具體，同時又具有很強的寓言性。這裡面有浩大庄嚴的東西，這種浩大庄嚴裡既有生命之命運，也有文明之命運，涉及到一個藏族的古老的生活方式，一個古老民族的生活意義和現代性的關系問題。

　　在阿來看來，對作家來說最重要的是理解生活的能力。作家不能光靠靈感來寫作，寫作需要積累和沉澱，對事物有更本質的認識。

　　讀書、寫作、行走是他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讀書是為了更高地理解這個世界，行走是為了更深地體驗這個世界，一年中他有一半時間在外行走，一半在農村，一半在城市。讀萬卷書，行萬裡路。他讀的書各學科各門類都有，寫這樣一部小說，要了解宗教知識、地震知識、地理學知識、自然界的知識等等，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是籠統的形象，而是通過具體的一棵樹、一朵花、一塊岩石等等呈現，所以要在行走和閱讀中觀察了解，同時在行走中深入社會，觀察社會，增加閱歷。寫藏區生活是寫他熟悉的生活，他表示，也許要用后半生去熟悉城市，書寫城市。